□陈慕雅

石一枫的《逍遥仙儿》围绕三个家庭的育儿征途，勾连出一幅当下北京众生相，呈现出各家的欢喜哀愁，更揭露了个体在繁复的都市生活中进行自我确证的惶惑。

故事发生在北京北五环外一片集中了商圈、“牛小”、天价学区房的“新贵之地”，也正因其“新”，方才汇聚了形形色色、身份各异的众人；剧变后的聚集让人群之间的区隔愈发彰显，人们身处其中，总是不断在他人的映照下思索自己究竟是谁、又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属于人群或背离人群。而在经历了自我体认、自我确证的挣扎之后，人们发觉了返璞归真的温情可能，这或许也不失为一种在繁复人间活成“逍遥仙儿”的理想状态。

故事的开头，一群即将“瓜熟蒂落”的中产准妈妈正集体接受高雅音乐的胎教熏陶。此时她们肚里的孩子本应像二手玫瑰歌曲中所唱的“天上逍遥的仙儿”，却在尚未“落入人中”之时就被裹挟进人间的“内卷”；而等“逍遥的仙儿”刚一诞生，就又得马不停蹄地亲自参与进“鸡娃”浪潮里。小说从这个看似荒诞、却又在当下的生活经验中无比合理的胎教场景开始，在此后的篇章中持续呈现着对孩子的极致培养。影视界人士庄博益夫妇和分别担任编辑部副主任、互联网创业人的苏雅纹夫妇，无疑就是在这样的育儿焦虑中敦促着庄芽芽和斯坦利走上“赛道”，一步也不敢落后；与之截然不同的是“野蛮生长”的王大莲一家，他们是因城市扩张骤然吃到拆迁红利的家庭，她的孩子也戏剧性地与一路领跑的斯坦利们成了同窗。

人生的“大起”将王大莲与庄博益、苏雅纹等人置于一处，她希望在新的人生区位中被他人接纳、尊重，更对孩子脱离原生阶层、跃入知识者序列抱有朴素而热烈的憧憬。小说主要的故事线就围绕着以这三个家庭为核心的课外补习班展开。由王大莲又串联起小说的另一条线，那便是王大莲父亲、吃播网红“道爷”和导演庄博益合作拍摄纪录片的故事。由此，各式人物济济一堂,世情江湖诞生了。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小说展开追问：“我是谁？我和他人在何种意义上站在一起？又在何种意义上不同？”错位与惶惑构成了世情江湖中的暗流，多重意义上的人群区隔继而错综复杂地影响着人们的自我体认。无论是王大莲口中的“我们”与“他们”、“道爷”口中的北京人与外地人、苏雅纹口中的“他们”与庄博益觉察出的“她们”，还是盘踞在不同逻辑层、社会面、年龄段、利益群体间的区隔，都愈发让身处其中的人们感到环境的复杂。

小说书写的一重区隔落在大人与孩子之间。当天资聪颖、被给予厚望、却也过早活成了“小大人”的斯坦利被确诊躁郁症后，家长们联名写信希望他离开班级，而庄芽芽、“大”和“二”等小豆包们却对他进行着仗义保护。在孩子们的眼中不存在所谓的异端，他们愿意相信自己平日所见所感；而大人们则有诸多顾虑，并对一切证据怀揣犹疑。两种逻辑的碰撞凸显出孩童世界的澄澈，也显现出孩童成长中的自主见解、自我意识是何等容易被成人忽略。孩子的被误读、被裹挟、被催促、被填塞，在某种意义上指向了一种被推向极致的现代病症；而理解孩子、反思当下的教育问题，便是及时止损，在一定程度上同样具备“救救孩子”的伟大意义。因此，这篇小说所书写的儿童成长可谓喜忧参半，最终召唤出了温情的结局。

小说最后给曾经痛苦于自我确认的众人都安排了一场逃离、同时也是一场回归——苏雅纹一家离开北京回到家乡；道爷离开冰冷都市，在城市外围找回田园之乐；王大莲能当富婆、也能做回农妇，并且在经历一场都市教化后在其他村妇面前游刃有余地当起了“苏雅纹”；庄博益也希望孩子的生活能从充实变为平淡。在结尾处的华北平原上，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像那只逃离更衣柜、逃离商场，乃至逃离北京的充气小黄鸭一样，活成了“人间逍遥的仙儿”。而这或许也是小说题名《逍遥仙儿》的一种温情可能——返璞归真、做自己才是“逍遥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