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圃

去岁将尽，已故国画大家王子武先生大展在深圳开幕，我有幸见识了原本只能在画册中才能看到的那些名画，比如《子武自画像》《白石老人》《鲁迅先生》《悼红轩主曹雪芹先生》等。还记得他生前说过，“要画好人物画，首先对要表现的对象须有强烈的感情和表现的欲望，才会笔墨之间有情有意有内容”。为了画好曹雪芹，他反复诵读《红楼梦》，下足功夫研究有关曹雪芹的资料，与将要描绘的对象同呼吸共命运，正所谓“情必近于痴而始真”。“旧王孙”溥儒在《寒玉堂书画论》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见解：“写古圣先贤之象，诵其诗，读其书，先思其人，然后落笔。”

在王子武先生的人物画作中，有几幅钟馗图。有一幅钟馗身着朱袍黑靴，是怒目拔剑、纵身一跃的架势，连胡须也呈现出被气流冲击的动态；还有一幅是进士钟馗席地而坐，以警觉的眼神读书。众所周知，传说中的钟馗原本是个书生，上京应试因貌丑而落选，怒触殿柱而亡。后来唐玄宗得病，梦见钟馗为其驱邪啖鬼，便命“画圣”吴道子绘钟馗捉鬼图悬于宫中。也许，人们对钟馗的崇拜正肇始于此，然后才波及四方。

好像是从唐代的吴道子开始，画家们对画钟馗的热情有增无减，且佳作迭出。就像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在每个画家心中，都有一个不一样的钟馗。大画家溥儒素有“溥钟馗”之称，他以秀劲清雅的笔墨与奇幻的想象，写尽钟进士的人间百态，连骑自行车、吃西餐这样的现代题材也画进去，真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堪称“笔墨当随时代”的楷模。白石老人笔下的钟馗呆萌可爱，不是在喝酒，就是拿“不求人”抓痒，与左邻右舍的老头子无异。齐老爷子有一幅拿着扇子的钟馗图，其画稿源自于民间画师绘成的古瓷器，此举再次印证了他的创作与传统的乡土文化、民间文化、民族文化“血浓于水”的关系，再加上风趣的题诗，“乌纱破帽大红袍，举步安闲扇慢摇。人笑终南钟进士，鬼符文字价谁高”，真是大雅又大俗。

谈到钟馗画，可能有人会漏掉李可染。老先生在人物画上的成就，往往被他的牛图和山水画的光彩所遮蔽。他的《丑钟馗图》，取法于大泼墨，衣袍是黑的，脸也是黑的，浑然一体，粗犷大气，拓展了水墨写意人物的新形态。还有那幅《钟馗送妹图》，粉嘟嘟的妹妹站在粗壮的哥哥身边，更显得小鸟依人，于拙厚与细柔、泼墨与勾线的鲜明对比中绽射出个性的异彩。而在当代画坛上，说到画钟馗就绕不开吴悦石先生，其寥寥数笔，不仅准确捕捉到人物的造型与情态，还精妙传达出丰富的文化意蕴。吴先生尤其钟情于“朱砂钟馗”，朱砂永远鲜红，将“朱砂钟馗”挂于厅堂之上，既醒目提神，又有威镇之势。

就像从《红楼梦》中发展出“红学”一样，钟馗画在漫长的演变中，也形成了一个特别的画科，一门可供研究的学问。也许有人会问，钟馗画为何能流传下来经久不衰？原因其实并不复杂，钟馗是道教诸神中唯一的万应之神，沟通天、地、人三界，奔走于人、鬼、神之间，在民间的影响力很大。钟馗的出现，正好迎合了劳苦大众真挚的宗教情结和心理需求。比如在江浙一带，旧时的端午节，民间要“画钟馗贴于后户”，或悬钟馗像于堂中。据《海宁县志》载：“五月五为‘天中节’……各家贴符于堂,或悬真人、钟馗像以辟邪。”《苏州府志》亦载：“五月，五日，聚百草，多合药为辟邪丹……画钟馗贴于后户，以辟不祥。”即便今天，有些地方仍有此民俗。

草草梳理一下，钟馗画不外乎有以下几种类型：一种是情感生活类，表现出钟馗出游、观花、读书、饮酒、嫁妹甚至负童、抓痒等。一种是驱邪镇宅类，主要是展示钟馗的神威，如拔剑、咬剑、奔跑……总是风风火火，作除魔杀鬼状。还有一种是迎福祈祥类，与蝙蝠或喜蛛组合，寓意“福在眼前”或“喜从天降”等。

另外，钟馗怀才不遇、备受打击的经历和降妖伏魔的理想，契合了读书人的心理。所以，他们在钟馗身上，似乎从幽黑的世道中发现了希望的微光，从某种狂野不朽的意志里萃取出浓缩的精华。在钟馗画的快意笔墨里，画家们的心性和志趣的确有迹可循。可以说，钟馗是映照画家们的一面镜子。最为有趣的是，张大千先生干脆将自己的脑袋换到钟馗的身上，《钟馗戴花》如此，《自画像钟馗》也如此，上面还题曰：“小儿见之而笑，小鬼见之而逃。不是天师画像，聊同进士拿妖。”

我也喜欢画钟馗，早期有幅《钟馗袒腹醉酒图》稍觉满意，送我岳父补壁。后来，我又不断地画钟馗，不了解的人总以为这是在老调重弹，实则这是一个日渐精进、问道求索的过程。不过要想真正塑造一个属于自己的“钟馗”，何其难也。所以我才请人刻了枚闲章：“纸废了三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