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祥夫

我十岁那年，学校要学生们“写仿”——那时候不叫练习书法就叫写仿。写仿先要描红，描红纸是专门为了练习写毛笔字而用的一种纸，纸上印着红色的字，你把红色的字一笔一画描黑就是，这是一种很好的练习写字的方法，描红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得而知，苏东坡当年描没描过？也不得而知。但现在的孩子们还都在描，文具店现在还卖这种纸。所以，我最初的书法课——且就叫它是书法课吧，就是静静地在那里描红，也就是用毛笔蘸上墨把字一个一个填黑。因为学校里上书法课，家里就要准备毛笔和砚。

当时，小学生用砚当然最好的是那种铜墨盒，里边放上丝棉，再把研好的墨汁倒进去，丝棉把墨汁都吸附在丝棉里。这样很方便人们把它带在身边，上课的时候把铜墨盒打开使用就行。铜墨盒，我后来见过不少，白铜的墨盒当数最好，上边要是再刻上梅花或竹子什么的就会显得更雅致一些。但当时我们同学中有铜墨盒的人没几个，一般的同学都是用手托着个石头砚台去学校，上课写字之前统统先研墨。同学用的石头砚，就是那种最常见的方砚或圆砚，砚的一头都有一个锐角，锐角上有一个小洞，可以把里边用剩下的墨汁倾倒出来，后来我知道它有个专用名词叫做“流”。

当年我用的砚没有流，而是个长圆形的老端砚，上边的木盖早就不在了，砚的一头刻着两个瓜和一些藤蔓。我就一直用着这个砚，托着老气横秋的它去学校，把它放在课桌上研墨，一边研着墨一边很羡慕别的同学，羡慕他们的砚上都有个锐角的流、还有盖子。

真正用到铜墨盒是后来的事了。我第一次去黄山写生，就先去店里买了个铜墨盒，并在里边放上了丝棉，再把买好的墨汁倒在里边，真是很方便。但我的铜墨盒并不好看，黄亮无比，这让我想起买那个铜墨盒时见过的光泽润雅的白铜老墨盒。我知道民国年间姚茫父刻的白铜墨盒是十分好的，也见过几个，索价太高，想想也没有什么必要就没买。因为我家里的砚实在是不少了，而我现在经常用的还是父亲用过的那方极普通的紫端锅底砚。那方砚上边有一个老木盖子，木盖子上刻了一枝梅花，母亲告诉我那梅花是父亲自己刻的。父亲去世不觉已五十三年，但这方砚还在我的案头，有时候我会去洗洗它。

洗砚是个麻烦事，忽然觉得还是生活在江南的好，比如像我前不久去过的黎里，出门就是河，想必洗砚极方便，蹲在河边随你怎么洗，忽然就想起古人的一句诗“洗砚鱼吞墨”，像是还有下一句，记不得了。

因为经常去北京的琉璃厂，有一阵子，是见了砚就买，从端砚到歙砚，从红丝砚到老澄泥砚，但其实都不怎么用，顶多有时候会拿一方砚过来放在手里看看摸摸，仅此而已。我想现在写字作画的人亲自研墨的人并不多，“一得阁”做了一件“坏事”就是让书画家们不再研墨。

一时间，那些名品的砚都纷纷变了用场，用去当茶台了，动不动就看到老大的一块好端石放在那里被当做茶台用。这真是一件颇让人伤心的事。有一次，我在湖州朋友处品茶，朋友让我看他那个老大的茶台，上边居然有那么多的“眼”，几乎让人数不过来，像这样的端石起码在清代不是一般人用得起，一时好不让人伤心。

说到砚，我又想起我的老朋友李国涛来，李国涛六十岁之后写小说，笔名就叫“高岸”，他请我给他刻两方章，一方是“高岸”，一方是“狂抛心力做诗人”。他说他小时候家里有许多砚，有多少呢？够拿来垒一堵小墙。每次买砚，不知为什么我总会想到这件事。我家的好砚不少，但都在那里寂寞着，没人用它。我家的砚虽然多，但还不够垒一堵小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