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翩翩

记者：故乡是您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这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回乡记》更是构筑了一个全新的文学域名“赣江以西”。具体而言，这部作品聚焦的是这片土地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这里有着“崇文尚武”“崇德尚义”的深厚传统，也正在经历城市化、现代化变革，“被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裹挟，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消亡和新生”。能否请您谈一下写这本书的初心和它的创作历程？

江子：老实说，乡村主题是十分古老的文学主题。有很多前辈的名篇在前，用散文这种古老文体来书写乡村，想写出新意非常难。近些年在这个主题耕耘者众，但能留下深刻印象的、值得称道的很少。在创作《回乡记》之前，我是有这个认知的。但为何我依然要创作《回乡记》？因为《回乡记》可以说是我命里该有的一本书。

我的故乡江西吉水在赣江以西，作为一块世袭的乡土，其实拥有非常厚重的历史。从我的村庄出发，十五里半径内，曾哺育过南宋民族英雄杨邦乂、诗人杨万里、文学家罗大经，明代嘉靖状元、理学家、地理学家罗洪先，明朝兵部尚书李邦华。古代科举，考中进士的有一两百名。能有那么好的科举成绩，说明这块乡土是非常有生命力的。

这块区域归属的吉安，是欧阳修、胡铨、周必大、文天祥、刘辰翁、解缙等人的故乡。在古代，它被称为庐陵——就是《醉翁亭记》中的“庐陵欧阳修也”的庐陵。

我是这块文明久远的乡土的世袭之人。随着年龄渐增，我越来越感到，所谓的欧阳修、胡铨、杨邦乂、杨万里、文天祥、解缙，其实是同一个人，具有同样的刚烈、血性、决绝、诚心正意，同样的文采沛然又胸怀家国。这是这块土地特有的人文性格，是我的故乡特殊的人文密码。有时候我会怀疑我也是他们，因为我发现我的性格中，有着与生俱来的刚烈和决绝，对家国天下、时代律动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

作为这块土地的世袭之人，我单方面地认为我有责任代替这些卓越的乡党们守护这块土地，用传之于他们的笔，书写这块祖地的历史和现实，记录下这块祖地在进入现代文明体系进程中的消逝与生长、痛苦与欢欣、爱与恨、变与常。

传承文明，赓续传统，观照现实，守望家园，应该是每一个写作者的神圣责任。

这就是我写《回乡记》的初衷。

为了写作这样一本书，我经常回到故乡。有时候会去专门拜访一座庙宇，有时候是去观察一棵树。我会和许多人攀谈，并向我自己的记忆里打捞。

我特别强调这本书人物的真实性，因为既然是记录历史，那就必须保真。我所写下的人物在生活中都有原型，如果需要，我可以一一指认。

我写下的是我的故乡的变迁，但从另一个角度上，我写下的其实也是我的自传。在《回乡记》中，我与我的人物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关联，自己的经历、性格也得到了呈现。散文是书写“我”的艺术。我这么想：如果书中的“我”是立体的，那整本书就不怕失了筋骨。

记者：您在书中说到，“人有故土之念，自然也会有出走之愿。出走与返乡，自古就是乡土这枚镍币的两面”。但即使是抵达异乡的人们，“让他们爱恨交加的故乡依然在他们的生活里有着极深的烙印”。您如何看待人们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对故乡复杂而浓烈的感情？如何成功呈现这种“乡愁”书写？

江子：“乡愁”是中国现代性的产物，也是人类古老的情感。“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些诗句，都是乡愁古老的例证。

鲁迅的《故乡》，就是中国现代乡愁的奠基之作。之后的路遥、陈忠实等一大批作家，以优秀的作品拓展了鲁迅开辟的现代乡愁书写之路。

而今天的乡愁比以往要更为复杂。因为乡村跟以往任何时候比有了许多新的特征，真正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数新的生长和消亡让村庄似是而非，人口大量外流让乡村空心化，乡愁也变得疑虑重重。为了挽留乡愁，人们建起宗祠，加固血脉的黏合度，建起房子，让乡愁变得更加牢靠。

可是乡村依然是不确定的。比如乡村信仰，是否依然能够延续？那些渐行渐远的传统，是否就真的与今天的人们一别两宽？那些已经去了他乡或城市的人们，是否真正从乡村退场？大量现代文明的进入，是入侵还是重构乡村？……

带着这些问题，我进行了《回乡记》的写作。在书中我设置了三个时间维度：一个是古代，就是宦游至香港定居的邓汉黻、被金人剖腹取心的杨邦乂、返乡居住的南宋大诗人杨万里、“江右王门”代表罗洪先等人的古代，一个是近现代，就是祖父与伯父的近现代，还有一个主要的就是当下。这三个时间维度相互交织和映照，我渴望借此来编织出乡愁的复杂多维的模样。

记者：鲁迅文学奖的授奖辞中，说您的《回乡记》“书写变革中的山河故土，是面向广阔人间的滴血认亲之作”。这部作品让更多人回望故土，关注乡村，也关注乡村所经历的巨大变革。

江子：谢谢。如果《回乡记》能让读者有“回乡”的冲动，有关注乡村的愿望，那我的写作就有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