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农

鲁迅、周作人兄弟在1923年7月决裂以后不再来往，但也还有些曲折的联系、暗通的信息。先前舒芜先生总结过四条：其一，通过第三者向对方有所询问；其二，第三者将一方的书信给另一方看；其三，第三者将一方的情况告诉另一方；其四，鲁迅、周作人两边宾客相交流。（《周作人的是非功过》，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增订本）这四条讲得当然很对，后来颇有转述者。

在这里，还需补充两条：

一是在可以公开发表的讲演、谈话中涉及对方。例如1932年周作人在辅仁大学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其中说起八股文的朗读问题，就提到鲁迅在《朝花夕拾》中说到三味书屋里教书的老先生读文时摇头摆脑的神情；又如，1934年夏天周作人在日本接受采访时多次说起鲁迅——

问：先生的《域外小说集》开了介绍外国文学的先河。据说那时候还没有白话体，是使用古文忠实地进行翻译。

答：是的。那是和家兄一起翻译的。第一集印了500本，结果只卖出去10本，实在可怜。出乎意料的是现在反而畅销。现在那本书由上海的群益书社出版了第一集和第二集。

再如，周作人在接见日本改造社来访者的谈话中也多次提到鲁迅。

鲁迅也曾经多次说起周作人，其中最著名的是，1936年5月他回答美国友人斯诺的问题时，给予周作人散文以很高的评价。

二是在某些文字中，含蓄地流露了怀念往昔的手足之情。例如，1934年鲁迅得到两种残缺不全的《点石斋画报》，重新装订为六册，并于首册扉页作题记——

《淞隐漫录》十二卷。

原附上海《点石斋画报》印行，后有汇印本，即改称《后聊斋志异》。此尚是好事者从画报析出者，颇不易觏。戊年盛夏，陆续得二残本，并合为一部存之。

九月三日南窗记。

这份题记后来被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看似同周作人无关，其实不然。后来周作人写过一篇关于《淞隐漫录》的文章，特别提到：“我初次看见此书在戊戌春日。”又说：“弢园此类著作，尚有《遁窟谰言》与《淞滨琐话》各十二卷，平日见之亦不甚珍重，今之特别提出《漫录》，实以有花牌楼之背景在耳，而转眼已是四十四年，书味亦已变易，他更不足论矣。”（《书房一角·旧书回想记·〈淞隐漫录〉》）

所谓“花牌楼之背景”，即指他早年在杭州陪侍祖父时，曾从大哥鲁迅那里得到过小开本的《淞隐漫录》四本。《周作人日记》戊戌（1898年）正月廿八日载：“下午豫亭兄偕章庆至，收到《壶天录》四本、《读史探骊录》五本、《淞隐漫录》四本，《阅微草堂笔记》六本。”豫亭兄就是豫才兄，亦即大哥鲁迅。

鲁迅周作人兄弟后来那样珍重《淞隐漫录》一书，都别有隐情，只是彼此都不肯说破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