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竞
编前语 九一八事变爆发已95周年。今天,让我们以阅读的方式铭记历史,回望烽火岁月,触摸民族苦难与抗争的印记,在字里行间汲取力量,不负先辈热血,守住民族根脉,勇担时代之责。
提及张忠诚的东北抗联题材创作,绕不开他的《牛轭山下》《谁在林中歌唱》和“东北抗联三部曲”。这五部作品与文学史上诸多儿童抗战小说不同,它没有刻意渲染战争的残酷,而是以儿童的视角去看战争中的苦难与挣扎:是普通家庭的破碎,是少年眼中的恐惧,更是绝境里不曾熄灭的火种。比如《牛轭山下》中的女孩白丑,是儿童文学抗战题材书写中一个崭新的典型人物形象,她既平凡又不平凡。
儿童视角下的抗战叙事,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故事?为何选择让白丑等人物成为历史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在与张忠诚的对话中,我们找到了答案。
本报记者:是什么触动了您写抗战题材的儿童小说?
张忠诚:作为一个作家,我想要为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无名英雄树碑立传。少年儿童群体不大可能直接阅读大量史料,历史对于他们而言,更多的是历史教科书中的简约表述,因此,我想以儿童文学的角度,为少年儿童了解历史提供更丰富的故事和更富有感染力的细节。
本报记者:为创作这本书您都做了哪些准备?
张忠诚:秉承“用文学书写历史”的创作原则,我进行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的收集与阅读。《牛轭山下》《谁在林中歌唱》等5本书的素材将近500万字,加上网上阅读,超过1000万字。从这么多史料中打捞出来的历史信息是非常丰富的,《牛轭山下》中的白丑、黑丑、巴老海等人物在史料中都有原型,细节也有出处。他们都是战争的受害者、牺牲者,都应该被纪念。
本报记者:有评论家认为,《牛轭山下》真实地再现了80多年前东北大地上普通人的生存样貌,对此您怎么看?
张忠诚:《牛轭山下》里有一个历史背景,日本人在东北实施的“集家并屯”,战争史学家称之为“东方集中营”。然而,这一段历史,却从未像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样被文学艺术表达,从而被世界广泛知晓。
这是一段应该被书写和记住的苦难史,我认为,在这片土地上长大的人,也必须知道这段历史。女孩白丑、小兵罗宝、盲民间艺人巴老海、母亲喜凤、甲长宝善等人物个性鲜明,立体丰满,他们在苦难中的抉择、坚守与成长,正是伟大抗战精神在个体生命中的生动投射,具有感动心灵的力量和真实感。
比如巴老海,一个盲人,以弹三弦唱鼓书为生,是那个年代最卑微的民间艺人,但从他身上,能看到真正的勇气和大义。光明与他无关,但他却做了别人的灯烛。我写下他的时候,涌上一句朴素的感慨——巴老海,真仁义也,真勇士也。
本报记者:这本书最初叫《孤儿》,几经修改,才定名为《牛轭山下》,还有书中的“白丑”和“黑丑”,这些名字有着怎样的象征意义?
张忠诚:牛轭是一种农具,是牛的枷锁。一头小牛,想成为出色的耕牛,必须要经过牛轭的磨砺。牛轭象征着苦难和隐忍。
“白丑”和“黑丑”,则是牵牛花的种子。我用牵牛花的种子做两个孩子的名字,是想告诉自己,我写下的生命是普通的,也是顽强的。
本报记者:在《牛轭山下》里,您写儿童在战争中,而不是战争中的儿童,为什么想到用这样一种方式来书写?
张忠诚:战争对于儿童这个群体,伤害是最大的。因为战争,许多孩子在本该无忧无虑的年纪死去。《牛轭山下》写的不是“少年战士”,而是聚焦苦难中少年儿童的生存与觉醒,通过白丑在战争中的经历,用她的眼睛、认知和理解,诠释伟大抗战精神的内涵。
本报记者:在这本书里,您还写下了勇气,白丑这个女孩的勇气,能带给我们什么?
张忠诚:勇气这个词不如顽强、坚强那么显眼,但它是这些词语的底色,没有了勇气,顽强、坚强无从发生。可以说,勇气是一种生命的气象。
亲人的离开、死亡的恐惧,从一个围子到另一个围子,只为送一封救命信,这些无疑都需要白丑付出巨大的勇气。但这不是最打动我的,我以为,一个小女孩,在经历了亲人死亡的威胁后,还能抱有对新生和未来的向往,这需要巨大的勇气。
本报记者:书中结尾写到玉米粒,这有什么深意?
张忠诚:白丑是不幸的,她失去了至亲,小小年纪过早地承受了痛苦。然而她心中始终有一盏不灭的灯——44颗玉米粒是父亲的叮嘱,是活下去的念想,饿时没舍得吃,怕时怀揣着它就敢往前走。玉米粒既是种子,也是希望的具象。战争结束了,她的梦想却又无法实现,因为陈年的种子无法发芽,这是命运与她开的一个玩笑。幸运的是她最终没有成为孤儿,玉米地之梦还有人替她守护。村里的孙爹在夜里为她偷偷换上新种子,他在守护一个女孩的希望,也是对这个女孩的勇气最好的奖赏。
记者:书中孩子们的命运,对于当下的孩子有何成长意义?
张忠诚: 关于战争,有许多媒介可供孩子们去了解更真实的历史。而在《牛轭山下》中,还有另外的价值——对成长的理解,在“过去与现在”和“战争与日常”的多重互鉴中,建立对成长的新认知。牛轭村孩子们的命运对当下儿童成长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精神坐标系”的参照。坚强、善良、乐观、勇气,这些都是任何时代背景下长大的孩子不可或缺的基本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