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郭平 文并摄

隋唐时期，中原文人第一次大规模将目光投向东北。

阳关、玉门关的边塞苍凉早已被反复吟咏，而辽东大地，同样饱经戍边苦寒、承载征夫离愁，见证多民族共生交融，在古典诗歌当中，究竟呈现出何种面貌？

后世从《全唐诗》等隋唐文献当中爬梳钩稽，整理出182首涉辽诗作。作品覆盖辽东、辽西等地理意象，拼接出独属于隋唐的东北文学图景。山川风物、烽烟戍守，诗人们以笔墨把辽东从史书上冰冷的地理概念，塑造成一处承载人间悲欢、有温度的文学空间。不同于西北戈壁的荒芜，辽东濒临渤海，水汽充沛，秋有寒霜，春生碧草；也不局限于单一战争叙事，诗篇之中既有报国壮志，也有故土乡愁，更留存多民族共生的鲜活日常。这些作品补齐了边塞文学的另一半版图，也是今人观察隋唐东北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独特棱镜。

冷门研究

这份文学图景的发掘，来自青年学者李嘉航的长期研究。

新学期，李嘉航在北京师范大学开启博士阶段学习，师从“百家讲坛”主讲人康震。此前在内蒙古民族大学攻读硕士时，在导师冯淑然指导下，他将研究视角聚焦于隋唐诗中的辽东，打开了这一相对冷门的研究方向。

研究之初，作品甄别是首要难题。地域诗歌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诗人亲赴其地写下的纪行诗，一类是未曾抵达、依托传闻形成的想象之作。后者要不要纳入研究范围，学界历来存有分歧。李嘉航经过反复研判认为，即便是想象性书写，同样反映时人对辽地的集体认知，构建出文人心中的辽东文化空间，具备重要研究价值。

在隋唐朝野的认知当中，辽东本就是华夏旧疆。隋代裴矩向隋炀帝进言，明确提出辽东为箕子旧封、汉晋郡县，属于中原固有疆域。这一观念，构成隋唐两代经略辽东的思想底色。从隋炀帝征伐高句丽，到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御驾亲征，再到唐高宗总章元年平定高句丽，辽东的军政地位持续抬升。营州，即今辽宁朝阳，成为管控东北的核心军政枢纽。大批文职幕僚入幕东北方镇，中原文人观察、记录、书写辽东的通道由此打通。

据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考证，仅平卢幕府可考的文职幕僚便达49人。陈子昂随军东征，亲历蓟北烽火；高适两度北游幽燕，驻足营州，实地体察辽地风俗与戍卒疾苦；张说从军东北，留下纪行篇章。这批亲历者的创作，奠定了辽地书写的现实底色。而没有亲至辽东的中原诗人，依托典籍、传闻展开文学想象，纪实与想象两股力量，共同拓展了涉辽诗歌的版图。

需要厘清的是，战争只是文学创作的催化剂，并非边疆历史的全部。隋唐300余年岁月里，东北边疆大规模战事累计不足十年，和平交往才是历史主流。

两个辽东

隋唐以前，专门书写辽东的文学遗存十分有限。三国毌丘俭征辽相关诗篇仅存零星断句；魏晋傅玄、梁元帝萧绎、南北朝庾信，也只是借辽东典故抒怀，并未形成成规模的地域书写。直至隋唐诗歌鼎盛，辽东才大规模进入华夏文学视野，形成层次丰富的双重书写。

李嘉航提出，文学研究面对的是“文学的辽东”，区别于史学研究所聚焦的“真实的辽东”。二者互有映照，却各有侧重。隋唐涉辽诗歌，一方面是普通文人基于见闻记录的现实地理空间，另一方面是后世文人想象以及帝王歌咏共同构筑的文化心理空间，二者相互区分又彼此补充，共同塑造出立体的辽东形象。

底层幕僚、戍边士子立足亲身经历，多落笔辽东的苦寒肃杀。岑参《裴将军宅芦管歌》写道：“辽东九月芦叶断，辽东小儿采芦管。”真切描摹辽东深秋寒霜萧瑟的实景。从未踏足辽地的韦应物，依托社会传闻写下“又如虏骑截辽水，胡马不食仰朔天”，代表中原士人对这片边地的普遍想象。

但辽东绝非只有苦寒绝境。受海洋性气候影响，边塞自有勃勃生机。李益《送辽阳使还军》：“二月戎马息，悠悠边草生。青山出塞断，代地入云平。”细腻写出冬去春来、草木复苏的温润景致，和西北边塞荒漠质感形成鲜明对照。

边防戍守的场景在诗中多有呈现。崔国辅《从军行》“塞北胡霜下，营州索兵救。夜里偷道行，将军马亦瘦。刀光照塞月，阵色明如昼。传闻贼满山，已共前锋斗”，再现军情紧急、连夜行军的战地实况。张乔《塞上》“勒兵辽水边，风急卷旌旃。绝塞寒无树，平沙势尽天。雪晴回探骑，月落控鸣弦”，刻画戍卒巡哨、枕戈待旦的守边日常。

与布衣文人沉郁苦寒的笔调不同，唐太宗与随驾大臣的诗作，建构起大一统视野下宏大清朗的边疆气象。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征辽东，于战地写下《辽城望月》：“玄菟月初明，澄辉照辽碣。映云光暂隐，隔树花如缀。魄满桂枝圆，轮亏镜彩缺。临城却影散，带晕重围结。驻跸俯丸都，伫观妖氛灭。”硝烟未息，全诗不见杀伐戾气，只见月华遍洒辽土。其《春日望海》中“仙气凝三岭，和风扇八荒。拂潮云布色，穿浪日舒光”，铺陈渤海沿岸壮阔辽远的景象。随驾大臣杨师道等人的唱和，同样雄浑开阔，尽显隋唐王朝的天下格局。

双向共生

系统梳理182首涉辽隋唐诗，李嘉航提出地域与文学双向建构的观点：辽地独有的山川风物、民俗风气滋养诗歌创作；而文人反复题咏，又反向形塑辽地的地域文化精神。

从表层看，山海兼具的独特自然风貌，为诗歌提供不可替代的地域素材。从中层看，辽东的游侠风尚、游牧习俗、边塞酒风，不断被诗人吸纳化用，赋予这片土地豪迈、勇武、不羁的文化标签，推动辽地文化完成文学层面的经典化沉淀。从情感内核看，作为隋唐北疆重镇，辽东承载起士子报国理想、征人乡愁、闺中离思、战后悲悯，多重情绪叠加，让涉辽诗歌拥有跨越时代的感染力。

诗歌的情感基调，随王朝国运发生明显转向。初盛唐国力昂扬，辽东成为寒门士子投笔从戎、求取功业的舞台，高适、李峤的诗篇满是建功立业的时代意气。与此同时，陈子昂“白首未封侯”的慨叹，直面军功制度之下士子壮志难酬的现实，带有清醒的批判色彩。

安史之乱是辽地书写的重要转折点。盛世理想消散，中晚唐诗人褪去建功立业的浪漫滤镜，更多聚焦战争带给普通人的苦难悲剧。王建《辽东行》直写征人生离死别的绝望，杜甫、常建的诗作直面沙场惨烈、将士埋骨，打破边塞诗固有的英雄叙事。张籍“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昼烛”，痛陈战乱对普通家庭的毁灭性打击。从昂扬报国到悲悯反战，隋唐涉辽诗歌的风格流变，也是古典文学由“唐音”向“宋调”过渡的重要缩影。

有温度的历史

长期以来，史学、考古学研究隋唐辽东，多集中于军政制度、疆域沿革、城址考证等宏大叙事，民间生活、个体情感、民族交往的细节留存不足。182首涉辽隋唐诗恰好填补这一短板，让冰冷的边疆制度史，转化为可感知、有温度的人文历史。

“历史研究还原真实的地理与制度，文学研究还原鲜活的人心与民俗。”在李嘉航看来，涉辽诗文最大价值，就是还原“人文的辽东”。正史容易忽略的个体命运、边疆民俗、民族交往场景，依靠诗歌得以保存，成为多民族交融生动的文学佐证。

高适《营州歌》寥寥数笔，定格多民族共处的生活图景：“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原野游猎、豪饮尚武，还原边疆各族民众共生共居的生活样貌。崔颢《游侠篇》塑造的边地少年，“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即便不在军籍，遇战事亦挺身赴难，尽显边民勇武赤诚。

康震曾指出，唐代任侠精神已经跳出单纯个人勇武，升华为英雄情怀、家国大义、理想追求相融合的精神境界，这一点在辽东题材游侠书写中体现得格外鲜明。

千年辽河奔流不息。182首隋唐诗，以纪实与想象的双重笔触，镌刻下隋唐辽东的山河风貌、戍边岁月与人文风情。它们不仅补齐中华边塞文学缺失的东北版图，更以文学视角，留存隋唐东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壮阔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