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树

看点

2024年，一本围绕康熙发往欧洲的一张红色谕令而展开的《康熙的红票》意外走红，成为近年历史图书中的现象级作品。事实上，在孙立天执笔之前数十年，王庆成教授便在海外图书馆的故纸堆中做着类似的工作——搜访那些被正史遗忘的“红票”，并最终将这些发现汇集为《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部严谨的史料考释集，上起顺治、康熙，下迄同治、光绪，时间跨度超过200年；内容包括经济、行政、中外关系等，几乎覆盖了清代国家运行的方方面面。可以说，王庆成用史料为读者搭建了多条通往清代社会深处的桥梁。并且，他选择了更低调沉潜的方式：把史料端到读者面前，把自己的考释附在一旁，然后退后一步，让历史自己说话。

全书第一部分开篇的“康熙朝威略将军福建水师提督吴英招徕外商令牌”，不仅是一份文书，更是一件浓缩了清代官制、印制、海防制度信息的物质载体。

1984年，王庆成在剑桥大学图书馆一个未编号的箱子里，发现了这件周边刻印四爪龙戏珠图案的“令牌”。令牌上刻印着提督衔名、年月落款，正文为墨书，有朱笔圈点，年月处钤满汉文合璧“威略将军印”。这件令牌发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发给一位外商，令文的核心意思是：近年外商来闽贸易者甚少，现乘返国之便，令其招徕更多外商前来贸易。

令文不过300字，却触碰到一个被长期遮蔽的历史暗角。我们对清前期海外贸易的理解，往往停留在“海禁—迁界—展界—四口通商—一口通商”这样的制度演进线索上。康熙二十三年解除海禁后，清政府允许商人出海贸易、外国商船来华互市。宏观政策上似乎没有问题，可是在政策落地的毛细血管末端，一位福建水师提督为什么要专门发令牌招徕外商？“彝商来贸易者甚少”——这句话道出了实情。

王庆成对令牌的发放者吴英的官职履历、令牌接收者的身份背景，以及清初水师提督兼管海防与通商事务的制度做了详细考查。水师提督本身是军事官员，而令牌执行的却是招徕外商的经济职能，这说明，清初对海上贸易的管理远没有制度史教科书中描述的那么条理分明。政策的实际运作中，军、政、商边界模糊，官员自由裁量空间极大。一张令牌的背后，隐约可见的是一个庞大帝国在管理复杂海洋事务时的复杂通融。

更有意味的是，令牌发出的时间是康熙四十九年底，此时清朝已进入鼎盛的时期。然而一位水师提督却在为外贸萧条而发愁，要派人去海外“招商”。东南沿海一隅的贸易微澜，或许恰好折射出清帝国在参与全球贸易体系时的深层情境。

书中第七部分“社会”所收录的3份罕见史料《佛山街略》《青县村图》《深州村图》，聚焦的是清史研究中一个相对薄弱却意义重大的领域——基层社会的真实面貌。

《佛山街略》是一本颇有意思的小册子。它诞生于道光十年（1830年），以祖庙为起点，重点推介了佛山古镇的7条游览路线，详细记录了沿途的风景名胜、码头要津、街道里巷、各省会馆、客商聚居地乃至风土人情。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本清代佛山的“导游购物指南”，目标读者是外地观光客和经商贸易者。

这样一本面向市场的商业出版物，在清代的城镇文献中极为罕见。方志对城市的记载往往侧重于衙署、坛庙、学校等“官方空间”，而《佛山街略》恰是对方志视野的一种民间补充。它记录的是衙署视野之外那个熙熙攘攘、以商业和日常生活驱动着城市脉搏的佛山，从售卖牛角、器皿、洋刀、快子、白铜、烟袋的快子直街，到各省商人聚居的会馆片区。当方志与这样一种民间商业文本并置时，浮现出的是一幅更加立体的清代城市图景。

《青县村图》和《深州村图》则将目光投向广袤的华北平原。这两份“村图”是晚清光绪初年，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修《畿辅通志》要求各州县开展地方普查的产物，以村落为单位，详细记录了户口数、田亩数、集市日期、乡绅姓名，乃至耆老、节孝、穷民等人口信息，并附有各村略图。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一份清代基层的“村落调查报告”。

传世的村图极为稀少，现知仅存3部，以《青县村图》为例，它记录了县城外434个村庄的翔实信息。这样一种多维度、体系化的基层档案，在清代地方文献中极为罕见。

书中史料之“稀见”，本身就构成了一段独特的学术史。1983年至1984年，王庆成赴美、英等国访问研究。此后十余年间，他先后在英、美、俄、日等国的图书馆、档案馆中翻检搜访。全书所收190余篇史料，多数是他从这些海外机构的目录卡、未编号箱，甚至杂乱的文件夹中“捞”出来的。

王庆成的搜访，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学术上的寻回”——他不能把原件带回来，但他通过整理、录文、影印和考释，让这些流散的知识颗粒重新进入中国学术的流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