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农

“洛阳纸贵”这个典故出于西晋著名作家左思——他的大作《三都赋》引起了市场物价的波动。那时作品的传播完全靠手抄。

左思出身于齐国临淄一个中低级官吏的家庭，后来迁居洛阳担任文职官员。左思在诗、赋两大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代表作《三都赋》后来被收入《文选》，紧接于班固《两都赋》与张衡的《西京赋》《东京赋》等篇之后。

所谓“三都”，指三国鼎立时的魏都洛阳，吴都建业（今南京）和蜀汉的首都成都。咸宁五年，晋武帝司马炎下诏伐吴，左思非常兴奋地表示要投笔从戎，但他没有条件直接上战场，于是便写下《三都赋》来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三都赋》的写作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左思开始大约只是想写蜀、吴两都，伐吴成功后，又很快写出了《魏都赋》。

当时的大名士皇甫谧认为，《三都赋》不仅具有可观的艺术水平，思想价值尤其值得肯定。他写道：“（作者）言吴蜀以擒灭比亡国，而魏以交禅比唐虞。既已著顺逆，且以为鉴戒。盖蜀包梁岷之资，吴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区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计殖物之众寡，比风俗之清浊，课士人之优劣，亦不可同年而语矣。”

其时，蜀汉虽然早已被魏兼并，但在文化心理上尚未完全与中枢认同。皇甫谧引导读者特别注意此赋与当代政治、文化大背景的密切联系，大大有助于人们认识作品的深刻用意。《蜀都赋》中，西蜀公子夸称蜀中物产之美和形势之险，很有些夜郎自大的意思，说明西蜀方面地方割据的思想仍然存在；《吴都赋》中，东吴王孙盛称吴地的山川物产，同时强调这里民风强悍、武备精良、世族力量盛大。左思指出，统一全国固然要动用武力，而更重要的在于要用中原的正统文化来统一人心；《魏都赋》中，魏国先生一方面大讲中原的富饶强大和雄阔的气魄，另一方面强调中原在文化上的优势。他说：“正位居体者，以中夏为喉，不以边垂为襟也。长世字甿者，以道德为藩，不以袭险为屏也……剑阁虽嶛，凭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蒂也；洞庭虽濬，负之者北，非所以爱人治国也。”

道德文化的中心在中原，这是可以绝对压倒吴、蜀的优势。赋中铺叙魏都的宫殿建筑，并不强调其华美，而一味渲染其合理合度。赋中专门有一节讲汉禅于魏，言外之意无非是说明晋承法统，是唯一合法的政权，由晋来统一中国，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皇甫谧的《三都赋·序》极大地提高了《三都赋》的知名度，但左思并未就此止步，而是不断修改提升。到元康六年，已升任司空的张华出面为修订本《三都赋》叫好，称其乃“班（固）、张（衡）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馀，久而更新”。于是乎，社会上出现了一派前所未见的盛况：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左思传》）

京都大赋这种文学样式自东汉以来已经不大时髦，魏晋之际流行的是抒情小赋，左思的鸿篇巨制《三都赋》能引发竞相传写、洛阳纸贵这样的盛况，是很不平常的。究其原因，一是作者锲而不舍地下了许多功夫，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二是权威评论家就此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宣传相当有力度。从宏观的方面来说，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抓紧时代主潮，从事重大题材，更是《三都赋》大获成功的基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