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田勇

善洲林场的第一代场部，是一间油毛毡搭的老窝棚。窝棚不大，大概三四张乒乓球台案大小，跟护林人临时歇脚的地方没两样。杨善洲在这里住了9年半。

窝棚正前方有一棵杉树。一般杉树树干笔直，树冠像撑开的雨伞，但这一棵不一样——主干长了一截后三岔而开，中间枝杈像锤头，两边枝杈呈“U”形。带学员来这里的老师总会停下来问一句：“你们看它像什么？”学员们一看就明白了。这便是善洲林场“党徽树”名字的由来。

窝棚地上铺了几缕龙须草，就算是床。窗前几块石头垒了个火塘，火塘上吊着一把烧得黢黑的水壶。床边挂着一顶竹帽、一件蓑衣、一把砍刀，是杨善洲当年的“三件宝”。

每天清晨，窝棚外都会有人来。他叫周波，是云南杨善洲干部学院培训部部长、杨善洲精神教育基地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周波18岁上山，在林场待了30多年，当年是跟着杨善洲的职工里最年轻的一个。这些年来，中央和省市媒体、各地来培训的学员都问他同一个问题：杨善洲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周波的回答每次都一样：“好人，像父亲一样的好人。”

他记得第一次见杨善洲的样子——挽着裤脚，鞋底带泥，手里提一把砍刀，活像个农民。“大道理我也会讲，但小事更见人心。”周波给记者讲了一段往事：有一回在林场吃饭，蒜苗炒肉端上桌，杨善洲总要扒出一碗来留着，说“一顿吃了下顿吃什么”。可林场职工朱家兴病重住院，他却借钱送去，又把工资按月送到朱家兴手里。周波负责送钱，看着朱家兴从绝望到康复，他明白了什么叫“心里装着别人”。

“老书记走的时候，林场刚有点样子。”周波站在老窝棚前说，“那时候，树还没这么高，林子还没这么密。”

周波每天到这里，跟老书记说说话。说天南海北的学员奔着他来；说他喜欢的玉兰今年又开花了；说林场的松果去年结得多，老百姓摘去卖，一斤能卖30多块钱；说山下的村子通了自来水，再不用挑水吃了；说野猪、猴子又回来了，夜里能听见林子里跑动的声音；说原来那些想走的职工，如今谁也不肯走了。说这些的时候，周波眼睛亮亮的。“老书记当年种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早晚有一天会是这样。只是他走得早，没看到。”他又说，“不过没关系，我替他看着。每天来看一眼，跟他说一说，他就能知道。”

风穿过松林，沙沙响。“党徽树”的枝杈在风里微微晃动。周波转过身，沿着“善洲小道”往回走，背影在树影里越来越小。

年复一年，花开了，果落了，树长高了。老窝棚还在，“党徽树”还在，周波还在。他们守着一间窝棚、一片林子，也守着一个人留在这里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