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世宗

这是一个令人心灵震撼的真实的故事，是1986年我第二次重走长征路时听闻的。

在大雪山，有一个红军战士，冻僵的遗体被埋在雪里，雪外面露出他的一条手臂，手臂的尽头是一只紧握着的拳头。路过的战友掰开他的手掌，里面握着的是一张党证和一块银圆。党证上写着：“刘如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入党。”这块银圆，大约是他要交给组织的最后一笔党费吧！他知道自己已无力走完这艰难的长征路，却希望党和红军能踏上胜利的坦途。

交党费，在和平年代，似乎是一个很普通的举动。而在战争年代，这个看似平凡普通的事情，却变得异常庄重和神圣。

我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瑞金，看到一件文物：一块红布，上面是毛笔蘸墨汁写的“入党誓词”——1931年1月25日，由北田村贺某某本人书写。尽管有不少错别字，却能看出当时发展一个党员所履行手续的严肃性。在那个年月，加入党组织，不仅要比普通群众多挑革命担子，要吃苦在前，处处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而且时时存在被砍掉脑壳的危险。

我在学校读书时，曾对革命先烈那些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撼动人心的诗篇异常着迷。诸如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吉鸿昌的“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那些慷慨激昂的诗句，今天读来，仍给人们巨大的激励和鼓舞。

长征中，红5军参谋长李屏仁在甘肃永昌战斗中，被敌人的子弹打碎了左胯骨。他牺牲时，留给同他一起寻找大部队的伤员、红5军13师37团政委谢良一本书和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老谢同志：

这是我向同志们的最后告别。

这本《共产党宣言》，是我革命的启蒙。是它，给了我至死不渝的信仰，使我从黑暗走向光明，使我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党的战士，光荣的人民的儿子，这是我的骄傲和自豪。7年来，我一直珍藏着它，也不知读了多少遍。现在，我作为唯一的一件神圣的遗物赠交给你了。这是我们之间最伟大的纪念！

我希望你能胜利地走出去。你一定要找到党，找到同志们，请代我向党汇报，向同志们问候！

李屏仁至死没有改变信仰。

17岁的马克思在他的中学毕业论文中说：“如果我们选择了能够为人类谋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我们是在为全人类做出牺牲。那个时候，我们所感到的就不会是一点自私的、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属于千万人。”

有了这种信仰，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战胜一切艰难困苦，无私，自律。

1935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撤离后，苏区陷入白色恐怖。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共产党员刘启耀，奉命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斗争。在一次惨烈的突围战斗中，队伍被敌军打散，战友大多牺牲、失联，他孤身一人被困深山，彻底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彼时，他的身上背负着党组织托付的全部经费——13根沉甸甸的金条，这是苏区剩余革命力量的救命钱，是党组织的全部家底。战乱流离中，无人监督、无人知晓，这笔巨款足以让他变个方式生活。可在刘启耀心中，这是党的重托、是革命的希望，是比生命更珍贵的信仰底线。

为躲避敌人搜捕，守住党的经费，寻找党组织，他隐姓埋名，流落乡间，饿了啃草根、吃树皮，渴了喝山间溪水，寒冬腊月身着破衣烂衫，数次饿晕、冻僵在路边。

在那些饥寒交迫的日夜，他无数次面临生死抉择，却始终死死护住贴身藏匿的金条，分毫未动。世人只见他穷困潦倒、卑微乞讨，却不知道这个落魄乞丐的怀里，藏着足以让他富贵一生的重金，更藏着一颗对党绝对赤诚的忠心。

整整三年，他踏遍赣南的山山水水，历经千难万险，终于辗转找到党组织。当他小心翼翼掏出13根金条，全数上交组织时，所有人都为之震撼。在无人监督、绝境无援的黑暗里，他没有辜负党的托付，用清贫二字，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绝对忠诚。

那只露出雪堆紧攥的手掌，应是所有共产党员宣誓时高举的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