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子围

东北的足球，从来不是绿茵场上的专利。它藏在马蹄印里，冻在冰层中，也滚在街巷的尘土里。这东西跟输赢关系不大，更多是关于怎么在一块硬地上活出点热气来。

早年间，东北没“足球”这词儿。渤海国那会儿，靺鞨人跟唐朝学来了击鞠，其实就是马球。公元822年，渤海使者王文矩带球队去日本，跟人家踢了一场。日本嵯峨天皇看了挺高兴，还写了首诗。那时候的球，是在马背上玩的，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喜欢，说白了就是强身健体呗。

到了辽代，击鞠就更盛行了。辽兴宗耶律宗是个球迷，甚至在他爹刚死不久就偷偷打球，被史官骂了一顿，说他不懂孝道。可见那时候的人有多爱这口。东京辽阳府那地方，契丹贵族一度不许渤海人打球，大臣肖孝忠劝说：“这附近没地方打猎，不打球怎么练兵？”皇帝听了，这才解了禁。那时候的高手，像肖撒八、耶律塔不也，骑马射门，球杖不离身，马跑得像闪电，球稳得像黏在杖上。

金朝的女真人接着玩儿。金兀术的儿子完颜亨，球技是公认的“天下第一”。他不管骑什么样的破马，都能把球控得死死的，甚至能在飞奔的马背上弯腰捡起草地上的球杖。那时候的比赛有球门，有规则，赢了有赏。赶上端午节、重阳节，君臣一起玩，老百姓围着看。有个叫石抹元的书生也爱踢球，有一次踢球时摔下马，想到自己没有兄弟，万一摔死了没人养老，于是发誓再也不踢了。这事儿传下来，多半是因为他那带着可笑又认真的劲儿。

到了清朝，东北人把球搬到了冰上。天命十年正月初二，努尔哈赤带着大伙儿去太子河，在冰上踢球，叫“踢行头”。脚踩冰鞋，抢一个皮球或者铁球，几十个人一拥而上，谁抢到了就算谁赢。赢了的有赏，摔倒了大家就笑。老百姓穷，玩不起皮球，就拿个石球或者铁疙瘩在冰上踢，一脚下去，既好玩，又能暖和身子。

大书上记的大多是皇帝和将军，老百姓怎么踢球，还得看地方史的记载。

辽代辽阳城外，有个卖柴的叫阿力，脑子慢，手脚笨。看别人踢藤条球，他也去凑热闹。人家把球踢到他脚边，他一脚下去，球没动，草鞋倒飞了，正好扣在一个看热闹的老头儿脸上，弄得人家一脸泥。老头儿骂他：“你这憨货，是踢球还是踢鞋？”阿力红着脸嘟囔：“我明明踢的是球，谁知道它不跟我走，鞋倒先飞了。”大伙儿笑得不行。

金代松花江边有个书生，看村里人踢球有意思，他也去凑热闹。穿着长衫布鞋，笨手笨脚，刚抬脚就摔了个狗啃泥，长衫破了，脸也脏了。爬起来还不承认自己不行，非说是球太滑。结果拿书本去拍球上的土，书又掉地上，被球碾得全是泥。乡亲们笑他：“书生踢球，不如说书。”

清代沈阳，有个货郎爱占小便宜。冬天冰上踢球，谁输了谁请吃黏豆包。他想赢，就偷偷把沉甸甸的石球换成了轻飘飘的木球。结果脚下一滑，木球没撞着对方的球，反倒弹回来砸了自己的脚背，疼得他在冰上连滚带爬，差点掉进冰窟窿。大伙儿笑他：“这球有反骨，专坑自己人。”

这些趣事没啥大道理，就是那时候人的真实样子。球踢得好不好不重要，乐和就行。

再往后，有了现代足球。1921年，爱国报人傅立鱼在大连中华青年会里，拉起了一支中国人自己的球队，叫“中青队”。这算是东北第一支现代意义上的民间足球队。

队里37个人，一半是学生，剩下的是店员、小老板。没场地，没装备，更没钱。为了凑够人，领队阎承宽把太古洋行的账房先生蔡寿山也给拉来了。蔡寿山平时只会打算盘，哪会踢球？第一次训练，球飞过来，他吓得直躲，一个球也没接住。队友笑他：“守球门还不如守账本。”蔡寿山脾气倔，每天训练完后就独自对着墙练接球，后来还真成了主力门将，这就是“账房先生变门神”的真事儿。

没鞋穿，队员们就把废旧轮胎剪成鞋底，用麻绳绑在布鞋上。这种“轮胎球鞋”看着寒酸，但在坑洼的场地上特别防滑。没球踢，就用藤条编个球，外面包破布，塞满棉花。球踢起来一蹦一跳，也不耽误大伙儿跑得满头大汗。

1923年，中青队去参加比赛，由于紧张，前锋李永新一脚把球踢向了自家球门，幸亏蔡寿山扑救及时。下场后，李永新脸红得像猴屁股，队友们没骂他，反而打趣：“你这是给自家送礼啊？”

那时候踢球，不光是为了赢，更是为了口气。洋人看不起中国人，中青队就偏要赢。上世纪20年代中期，英国太古轮船队来挑战，赛前嘲笑中国队员穿的是破鞋。比赛那天，穿着“轮胎球鞋”的中青队员在场上跑得飞快，洋人穿着专业球鞋在泥地里直打滑。最后中青队6∶1大胜。这场球踢完，大连街上没人再敢小瞧中国脚。

到了1946年，当时的足球名将夏树福将沈阳和大连的好手们召集到一起，组建了“东北风”足球队。队里没大款，全是老百姓：店员、工人、街头踢野球的。

建队时穷得叮当响。队服是大家凑钱买布，自己动手缝的。有的人手艺糙，把领口缝反了，把袖口缝死了，穿上还得扯开。鞋还是那个“轮胎球鞋”。训练没场地，就去沈阳医科大学操场。大门关着，他们就翻墙进去。校工来赶，他们就嘻嘻哈哈地跑，等校工走了再翻回来。

练球也没个正形。用石头当标志盘，树枝画场地。有一次郭鸿宾射门太猛，球飞进菜地，砸烂了老乡两颗白菜。大伙儿赶紧去赔礼，又是摘菜又是道歉。那个老乡后来反倒成了球队的义务看门大爷，天天给他们送水。

1947年，“东北风”去天津踢球，对手是英国军舰黑天鹅队。赛前下大雨，英国人想耍赖，倒了几桶汽油把场地烧干。咱的队员们没怕，知道自己的鞋防滑，就故意放慢节奏，把球传来传去，让穿着皮鞋的英国人在湿地上摔跟头。队员王政文进了一球，还去扶摔倒的英国球员，逗得全场大笑。最后“东北风”6∶0赢了。

那时候出去比赛是真穷。赵元一最爱吃黏豆包，每次比赛前都得揣两个。有一回不小心掉到地上，他心疼得直跺脚。后来只要他上场，队友就给他带黏豆包。他吃了就进球，豆包成了“吉祥物”。

“东北风”前后组建三次，散伙三次。没钱，大家就散了回家干活儿。可只要夏树福一招呼，大家又把活儿一扔，重新聚起来。路费不够，就走着去，搭顺风车去。饿了啃干粮，渴了喝河水，晚上睡破庙。一路上有说有笑，没人觉得苦。

这就是东北的足球。它从来不是什么高雅的运动，它就是这片黑土地上的人们，在艰难日子里的一口热气，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从马背上的击鞠，到冰上的“踢行头”，再到穿着轮胎鞋赢洋人，这股劲儿一直都在。

国内职业联赛兴起那些年，我曾经是铁杆球迷，在《球报》上开过专栏，光球评就写了几十篇。后来觉得伤了、烦了、乏了，就不再关注足球。这回“东北超”来了，令我精神一振。

好啊，足球又回到了民间，总算找回了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