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

2025年底，我的《五行志丛考》最终定稿，目前正在出版社排版，预估篇幅不少于一百多万字。我在此书的后记中写道：“2006年，我在《文史知识》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五行志》的文章《二十四史五行志丛谈》。此后我在海内外报刊上，不断开设专栏，陆续撰写《五行志》的相关文章，不下一百余篇。”《五行志丛考》完稿前后，经常有朋友向我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在数字化如此发达的今天，你为什么还要用笨功夫，做如此传统的事情呢？二是这样一部大书，它的写作体例是你独创的，还是有哪位导师指导构建而成的呢？

先说其一。关于此类书写法，海量的参考资料是写作的基础，眼下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提高写作效率。但一部书稿核心思想的构建，却是不可替代的。它需要你努力研读前人的相关著作，再在大脑中加以综合分析，提出深入的论断，最终建立全稿的理论框架。如唐代杜佑撰著《通典》二百卷，他是如何完成的呢？其实他一生由县丞做到宰相，有着丰富的政治经历，《旧唐书·杜佑传》记道：“佑性勤而无倦，虽位极将相，手不释卷。质明视事，接对宾客，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与宾佐谈论，人惮其辩而伏其博，设有疑误，亦能质正。”唐宪宗说他“博闻强学，知历代沿革之宜；为政惠人，审群黎利病之要。”可见业精、苦读、勤思三点，是杜佑能够成名成家的基础。所以说，虽然时代变了，人类的某些阅读手段进步了，但古今学人学术思想的构建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作为一个学者，下苦功夫，扎扎实实地做学问，研究问题，永远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工作法则。

再说其二。在我研究《廿五史》志书的过程中，确实请教过许多专家学者，但正式拜师听课却没有。也是我选择的学术门类过于冷僻且无实际用处，当今世界，较少有人乐于关注此类领域。再者我日常读书与思考，更习惯于孤身独处，瞑目静思，懒于与人交流。一般说来，这是一个坏习惯，会使你的学术研究难度加大。但它也有许多好的作用，比如保持思想的独立性，避免外部事物的干扰，避免自身行为的功利化与世俗化倾向等。而且就其文化精神而言，它更接近传统文人的基本特质。其实“有师与无师”，不单是一种行为表象，更是一种思想观念，古人朱熹说：“圣人已远，天下无师。”今人王强说：“一般说来，我不读新书，只读旧书，或者说重点读先贤的著作。”他们都是在讲述以前辈为师，以经典旧书为师的道理。

由此想到，我在建立《五行志丛考》写作体例时，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难题，那就是采取什么样的写作文体，才能将这样一个庞大的学术体系，清楚地表述出来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十几年间我数易其稿，还是难以确定。现将我尝试的文体略述如下：一是按照“札记”的方式来写，命名为《五行志札记》，运用西方著作的章节形式写出一稿，结果挂一漏万、内容重复，只好推翻重写。二是按照讲“故事”的方式来写，命名为《五事例目》，读起来像资料堆积，又像传统的笔记小说，再次推翻重写。三是按照“专栏文章”的文体来写，命名为《五行占》，整理出来，形式零碎，没有办法融入自己的研究成果，只好再次放弃。四是按照“随笔”的方式来写，命名为《五行志随笔》，还从我的资料库中取出二十万字，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一部小书，但表述的学术取向不同，大著依然不能按此体例撰写。怎么办？

为此我转过头去，开始大量翻阅古代典籍的写作体例，最终在阅读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的编目时，我的心中豁然开朗。何以开朗？缘于马端临研究史学的方法，他主张写“会通仍因之道”的通史，不赞成断代史的写法。按照这样的思想，《文献通考》给出的写作目录为：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郊社考、宗庙考、王礼考、乐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舆地考、四裔考二十四个门类。读到这里，我立即确定自己的书名定为《五行志丛考》，接着纵向寻找历代《五行志》中的关键词，再参照《文献通考》的编目方式，开列出拙著二十个科目：源流考、序文考、章目考、例目考、史家考、占家考、典籍考、占书考、史评考、异议考、舛误考、祥瑞考、天象考、年号考、词语考、皇帝考、篡逆考、皇子考、后宫考、人名考。按照这样的题目撰写，几乎实现了对廿五史《五行志》知识体系的全覆盖。面对数千年正史内容，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实属不易，全书体例基本上实现篇幅适中，逻辑严整，眉目清楚。

写到这里，我不禁联想到时下提倡“旧书新知”的说法，真实而生动，确实不是一句空话。另外在阅读中，我还记录了《文献通考》的几个相关故事，略述如下：

一是《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生于宋代宝祐二年，他的父亲马廷鸾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因与贾似道不和，辞位还乡，家居十七年，专意著述。马端临幼承父训，且家境“业绍箕裘，家藏坟索，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使他受益很多，他的学识、著述，是有家学渊源的。马端临《文献通考》，在元代即受到重视，刊印时得到官方资助。到了清代，几位帝王下令重新校刊《文献通考》，乾隆帝还撰写《御制重刻〈文献通考〉序》，其中写道：“今悉仿《十三经》《二十二史》成式刊订，盖于是家有其书矣。朕惟会通古今，该洽载籍，荟萃源流，综统同异，莫善于《通考》之书。其考覈精审，持论平正，上下数千年，贯穿二十五代，于制度张弛之迹，是非得失之林，固已粲然具备矣。”

二是早在元代，《文献通考》就与《通典》《通志》并称“三通”，誉满天下。先说《通典》，唐代杜佑撰。杜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人，官至唐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他在《通典》序文中写道：“佑少尝读书，而性且蒙固，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所撰《通典》，实采群言，徵诸人事，将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后来者马端临很敬重前辈杜佑的《通典》，在著述方面，亦有追随及超越杜佑《通典》的志向。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序中即写道：“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粲然可考……有如杜书纲领宏达，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也。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再说《通志》，宋代郑樵撰。郑樵字渔仲，福建莆田人，有“夹漈先生”之称。《夹漈遗稿·献皇帝书》中自称：“本山林之人，入山之初，结茅之日，其心苦矣，其志远矣。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忽忽三十年，不与人间流通事，所以古今之书稍经耳目，百家之学粗识门庭。”《宋史·郑樵传》写道：“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乃去。”郑樵《通志》篇幅宏达，其中以《通志二十略》最为著名。但后世对郑樵颇有争议，有兴趣者可读章学诚《申郑》《答客问》及顾颉刚《郑樵传》《郑樵著述考》。再者郑樵对班固《汉书·五行志》持否定态度，甚至对《春秋三传》《洪范五行传》以及历代《五行志》的立意与写法，一概采取质疑的态度。如郑樵在《通志·灾祥略》中写道：“仲尼既没，先儒驾以妖妄之说而欺后世，后世相承罔敢失坠者，有两种学：一种妄学，务以欺人；一种妖学，务以欺天。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以阴中时人，使人不可晓解。《三传》唱之于前，诸儒从之于后，尽推己意而诬以圣人之意，此之谓欺人之学。说《洪范》者，皆谓箕子本《河图》《洛书》以明五行之旨。刘向创释其传于前，诸史因之而为志于后，析天下灾祥之变而推之于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时事之吉凶而曲为之配，此之谓欺天之学……专以纪实迹，削去五行相应之说，所以绝其妖。”

三是清代乾隆年间，官方设立“三通馆”，编纂《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合称“续三通”，编纂《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合称“清三通”，与《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三通”合称“九通”。1935年，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与上述“九通”合为“‌十通‌”。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开馆，三通馆编纂事务纳入统筹，此为后话。有两点说明：其一明代王圻曾编撰《续文献通考》，三通馆称其“体例糅杂，舛错丛生”，因此重编乾隆官修《续文献通考》，“其采取王圻旧本者，十分不及其一。”其二上世纪30年代，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万有文库》，将“九通”收入其中，影印出版；又将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铅字排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