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玉梅

清明前两天，赵老八蹲在院子里磨柴刀，刀刃在青色的磨石板上来回推拉，发出沙沙的响声。新劈的柞树烧柴堆在墙根，散发着木香。他抬起头，望向眼前的鹰嘴崖。崖上的桃花还没开，映山红这一片那一片，像给山坡蒙了一层红纱。

汽车喇叭声就是在这个时候响起来的。

“怕是又来拍照的。”老伴儿端着簸箕从屋里出来，“去年秋天那拨人，说是拍灵山秋色，长枪短炮的，把咱晒的辣椒都踩碎了。”

赵老八没搭话，伸出拇指，刮了刮刀刃，然后慢慢直起腰杆，把磨好的柴刀掖进腰里。两年前那场暴雨，引发山洪，连带后山发生泥石流，要不是村支书背着他跑出来，他这把老骨头怕是早埋在里面了。腰上的毛病，就是那次落下的病根。

汽车停在了赵老八家大门外，一个穿藏青色西装的男人下了车，身后跟着个扎马尾辫的姑娘，手里还抱着台摄像机。

“大叔”，来人隔着老远就喊，脚下没停，穿过敞开的大门，进到院子里。

“你们是哪里来的啊？”

听到赵老八的问话，两人不由对视一眼，笑着答道：“我们是区融媒体中心的记者，来咱村拍红色文化专题片。”

赵老八往手心哈了口气，在裤腿上擦了擦，手伸出去，悬在半空，又缩了回来。穿西装的记者见了，主动上前握住了他的手：“大叔，听说新中国成立前钟部长在这一带开展工作，就住在您家，您给我们讲讲他的故事，带我们看看他住过的屋子呗。”

说到钟部长，赵老八打开了话匣子。他让老伴儿沏壶好茶来，在院子里摆开小马扎，招呼两位记者先坐下。

话匣子一打开，赵老八就陷入了回忆中。

“钟部长来那年，我八岁。”赵老八没看记者，眼睛一直望着远处的鹰嘴崖，“那时我家穷，没钱念书，只能给地主放羊。光着脚板，满山遍野地撵羊，腿上和脚上都是荆棵子刮的血道道。”

他顿了顿，手里的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钟部长来了，住下屋。我娘让他住上屋，暖乎，他不肯，说下屋进出方便，不惊动旁人。早晨我光着脚板出来，就看见他蹲在院子里，手里端个搪瓷缸子，后来知道那是在刷牙。他看见我，吐出嘴里的水，说：‘小鬼，你咋不穿鞋？’我说我没鞋。他愣了一下，说，‘你别动，等我一下。’说完快步折回屋里，再出来，手里多了一双黑布鞋——他把自己的鞋脱给我了，自己穿了双草鞋。那鞋还是新的，鞋底纳得密密实实。我穿着那双大布鞋，往里面塞了很多稻草，大就大点，有鞋就是暖和，撵起羊来再也不怕树根草棍儿扎伤脚了。”

赵老八眯起眼，好像又看见了那个穿灰军装的高个子：“他有空就教我写字。地上的小木棍儿他捡起来，让我攥着那根棍儿，他的大手握着我的小手。我手抖，他笑着说：‘别怕，写字跟放羊一样，心要细，手要稳。’‘赵’字笔画多，难写。他握着我的手，一笔一画，教了三遍，我就会了。

“他说：‘等解放了，你们就可以上学读书，学文化了。’

“娘嘱咐我们，不能跟外人说钟部长住在我们家。每次娘拿着线笸箩，坐在大门外的石头上纳鞋底，我就爬到一旁的大槐树上，和娘一起给钟部长他们站岗放哨。

“钟部长还教母亲和姐姐做军帽，布料在他手上一裁一缝，一顶漂亮的军帽就做好了。他的手可真巧，比女人还巧。”

赵老八眼睛望着鹰嘴崖，嘴里夸赞着，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场景。

记者把镜头对准赵老八。忽然，赵老八浑浊的眼里流出了泪，他抬手抹了抹，哽咽了。

“太可惜了，真太可惜了！钟部长牺牲的时候才30岁。他那天去冮家屯开会，被敌人堵在了半路，他要不鸣枪报警，那些开会的群众，不知道得有多少人遭殃。”

停了一会儿，他双手拄着膝盖站了起来：“走，我带你们去看看钟部长住过的屋子。”

厢房还是老样子。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在土墙上。赵老八站在门口没进去，他伸手摩挲着门框：“这木头还是当年的，钟部长曾夸过这木头好，能多住些年头。”

扎马尾辫的姑娘轻声问：“大叔，钟部长的墓在哪儿？”

“鹰嘴崖。”赵老八转身往外走。

两个年轻记者从厢房出来，没停脚，跟着赵老八径直往崖上走去。山脚下，几个村里人支起小摊，正吆喝着卖山货。景区栈道上，游客举着手机拍映山红，说笑声顺风飘过来。赵老八站住，盯着那边看了好一会儿。

“我娘那会儿要是能在这儿摆个摊，也不至于穷得给我们做不起鞋。”说完，他自己先笑了，笑着笑着，眼眶又红了。

记者没再问，镜头跟着他的背影往崖上走。山风掠过树梢，赵老八忽然回过头：“钟部长要是看见今天这好日子，准笑得合不拢嘴。”

风卷着他的声音掠过树梢，呜呜地响。

赵老八没再说话，走在最前头。山溪在他脚下哗哗地流，他停下，侧耳细听。那声音，多像当年钟部长教他念书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清亮亮的。那溪水，好像就是从鹰嘴崖上钟部长的墓前流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