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

春天又到了，颐和园的迎春花、山桃花和玉兰花又脚跟脚地相继开了。周末的黄昏，游人很多，我坐在颐和园的长廊里写生。我在画排云殿牌坊前和停泊在昆明湖上的画舫，忽然听到身边有个脆生生的声音：爷爷，你画的这个龙船还真像！我转过头来，看见一个小姑娘不知什么时候坐在我的身边，大概一直在等我把这艘她说的龙船画完，才忍不住夸奖了我。

我觉得她的口气像老师在鼓励学生，故意问她：你真的觉得像吗？她拧着脖子，很认真地说：真的，就跟我们课本里印的画一样！

这话说得更像老师在鼓励学生了。我注意打量了她，一身连衣裙，一双塑料凉鞋，都有些脏兮兮的，脚上的丝袜明显有些大，像是母亲穿过的。因为她有点儿外地口音，我问她是哪里人？她告诉我是河南泌阳的。泌阳？我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问她泌字怎么写。她很得意地在我的画本上写上了“泌”字，又补充告诉我，属于驻马店地区。

我以为她是随父母旅游的，便问她是跟谁来颐和园玩的？她一拧脖子说：我和我弟弟。我有些奇怪，盯着问她：就你们两个孩子？从河南？你才上小学几年级呀？她说：我上四年级，可我就住在北京。离颐和园很近，走路十多分钟就到了。我和弟弟常到这里来玩。今天不是周末放假吗？上午我们都玩半天了，中午回家吃完饭，下午又来了。我问她中午谁做饭？她一扬下巴：我呀！我问她：你会做什么？西红柿炒鸡蛋，煮面条，我都会。

我猜出来了，父母打工，她是和父母一起从河南来北京的，来的时间不短，河南话里已经有明显的北京味儿。

画完画舫，画排云殿一角飞檐的时候，我随口问她附近有卖冰棍的吗？她看着我的画，头也没抬地说：有也别买，这里卖的都贵，要买就到外面买去。我妈就是卖冰棍的。然后，她指着我画的松针问我：这画的什么？我说是松针，不像吧？你还没画完，画完就像了。她挺会安慰人，是个小大人。

我不知道如今在北京打工的外地人有多少，他们的子女到北京来上学的人又有多少。我们都管这个小姑娘的父母叫作农民工，这是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名词。这个偏正词组，让他们一脚踩着两条河流，却又哪一头都靠不上。他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农民了，早就脱离土地而进入了城市，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城市，按理说，他们已经无可辩驳地成了城市的一分子。由于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与政策，使得他们又不是城市人，他们的身份认同处于一种尴尬和焦虑的位置上。作为城市里出现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他们的最终归宿还是要落叶归根，回到家乡农村去的。但是，他们的孩子，一天天在城市里长大，对于农村的归属感，没有父母那样的强，城市生活的影响和诱惑，又会使得他们不可能如父母一样，把城市当成打工的漂泊之地。他们更愿意成为城里人，这从他们的打扮、饮食和爱好，越发显示出趋光性一般向城市靠拢的天性。但是，城市并没有完全接纳他们，首当其冲的，没有城市的户口，便如一道石门，令他们无法打开真正能够通往城市的道路。

望着身边的这个小姑娘，我想，颐和园可以让如她这样农民工的孩子与北京的孩子共有，学校也应该让他们和北京的孩子一样共有，这是解决农民工下一代教育问题的前提。

爷爷，你怎么不画了呀？我有些走神，停下了画笔，她在催促我。我对她说：太阳快落山了，你弟弟呢？你怎么不找找你弟弟，得回家了。她一拧脖子，说：我才不找他呢。我们净打架，我得等他来找我！我问她：你弟弟几岁了？你不怕他找不到你？她回答：我弟弟比我小一岁，我们常在这里玩。这里，他可熟了，不会找不到我的。

弟弟不知还在哪里疯跑，姐姐还在长廊里等着我把排云殿画完。他们的母亲不知在哪里卖冰棍？晚饭，还是要她来做吗？

暮色四垂，昆明湖的色彩暗了下来，那艘龙船不知什么时候开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