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虹

“所谓张三李四，无非芸芸众生，无非人间过客。” 韩少功在新作《张三李四》的扉页上写下的这句话，既是一种自谦，也是一种宣言。这部于2026年1月出版的小人物短篇集，以举重若轻的笔触，讲述了48个游离于世俗规则之外的奇人怪事。在中国文学的星空中，“张三李四”从来不是一个具体的所指，而是对所有无名者的统称——他们是路人甲，是群众乙，是历史中那些“隐名的根基和底色”。

自“寻根文学”以来，韩少功一直致力于在乡土中国的褶皱里打捞被遮蔽的文化记忆。如果说《爸爸爸》中的丙崽是一个文化寓言式的象征，《马桥词典》是对方言背后思维方式的词条式解构，那么《张三李四》则是一场更为轻盈也更为透彻的回归。这部作品集最大的独特性在于：它以“人物”为“小说的硬道理和净收入”，在荒诞与幽默之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民间“野性思维”的密门。

《张三李四》中的人物，大多带着鲜明的“怪异感”。他们是能通神的流浪汉、会法术的高人、备受尊敬的乞丐、跟狗一起喝酒的铁匠、被毒蛇咬后反将毒蛇毒死的“毒人”。乍看之下，这是一部民间奇人的“浮世绘”，但若仅止于此，则低估了韩少功的野心。

书中的“奇”并非异类，而是普遍人性的“极端显形”。正如韩少功在自序中所言，这些小人物“却也是可能被世人熟视无睹的一个个伟大生命”。这种对“伟大生命”的发现，构成了全书深沉的人道主义底色。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曾提出“原始思维”的概念，列维-施特劳斯则将其发展为“野性思维”——一种未被驯化的、具象的、具体的思维形态。韩少功笔下的张三李四们，正是这种“野性思维”的文学载体。

《毒人》中那位被毒蛇咬后反将毒蛇毒死的奇人，其身体内自成一体的生态循环，是对现代医学逻辑的彻底解构。《酒鬼》里那只模仿人类却又无法理解人类重复劳动的猴子，成了一面“动物哈哈镜”，照出人类许多社会行为的荒诞与无意义。这些人物之所以“奇”，不是因为他们拥有超自然的力量，而是因为他们活在另一种逻辑里——一种与工具理性、效率至上、规训秩序格格不入的“野性逻辑”。

韩少功的语言风格与此高度匹配，他“轻松幽默的笔触”以及“白描”手法的运用，形成一种语言策略。这不是单纯的风格选择，而是认识论的必然：只有用近乎笨拙的白描，才能最大限度地贴近对象的本来面目；只有用黑色幽默，才能在荒诞中发现背后的真实。王蒙评价韩少功“亦叙亦思，有描绘有分解”，在这部集子中，“叙”与“思”达到了新的平衡——思想不再外在于故事，而是直接凝结在人物的血肉之中。

要理解《张三李四》的价值，必须将其置于韩少功40余年的创作谱系中加以考察。从《西望茅草地》到《爸爸爸》，从《马桥词典》到《山南水北》，韩少功始终在追问一个问题：什么是我们得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是在历史纵深中寻找文化的源头，那么晚近的韩少功，则更多地在当下现实中寻找人的具体形态。

在这个意义上，《张三李四》可以视为一次“寻人”的尝试——不是寻找抽象的人、本质化的人，而是寻找那些具体的、鲜活的、充满烟火气的张三和李四。韩少功在自序中坦言：“万家灯火，人生百态，本是‘文学即人学’的最大关切所在。”这句话看似老生常谈，但在今天这种朴素的回归恰恰具有某种纠偏的意义。韩少功的“思想”从来不是抽象的哲学思辨，而是“以忠直的体察和宽阔的思考，在当代背景下发掘和重建了乡土生活的丰沛意义”。他的思想性，恰恰体现在对那些被认为不值得书写的小人物的持续凝视。

书中《莉疯子》一篇极具代表性。茉莉因不爱做饭、不烧茶、不带孙子而被乡邻指为“疯”，她反击道：“碍了你哪根肠子哪块肺？”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对规训的反抗，在韩少功笔下获得了近乎英雄主义的色彩。这种对生命自在形态的尊重，这种“对任何生命律动的尊崇和敬畏”，正是韩少功一以贯之的文学初心。这本书中的人物，或许永远无法成为历史的主角，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对时代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