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玉梅
雨丝打在车窗上，滑出一道道蜿蜒的水痕。出租车停在老宅的合欢树下，周淑芬抱着李建国的遗像，下了车。
合欢花还没开，满树的花苞。树是当年李建国栽的，他活着时，每年都要来老宅住些日子。周淑芬掏出钥匙，插入锁孔。门开了，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就像时光的齿轮“咔嗒”一声倒了回去，她忽然有片刻的恍惚。25年前，她就是从这个门走出去的，迈向了李建国的家。
那年冬天，她裹着褪了色的红围巾站在民政局门口。公交车喘着粗气，像条鲶鱼游过来。怀里揣着暖水袋的李建国下了车，鼻尖冻得通红，冲她笑着说：“让你久等了。”她当时心想，这个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的男人，怕是活不长。
不承想，这一过就是20多年。
老宅的屋顶漏雨了，细碎的水珠滴在地板上。她熟悉地在墙上摸索着，“咔嗒”一声拽开老式开关，灯光瞬间铺了满屋，把她的影子挤在墙上，拉得细长。她小心翼翼地将李建国的遗像放在柜子上。
风从打开的窗子涌进来，合欢树婆娑的绿影点缀着星星点点的绯红，也一同涌了进来，让她又想起了李建国。
那年她和李建国从民政局出来，天空就飘起了鹅毛大雪，两人搀扶着走回家。李建国的儿子李明已经做好了一桌子饭菜，正等他们。见了她，李明鞠躬说：“周姨，我爸就拜托您了。”
日子过着过着人就没了，像指尖的流沙，越想攥越攥不住。
她39岁那年，前夫因病离世，当时儿子正读高二，家庭的重担全压在她肩上。两年后，儿子考上大学，姐姐劝她，一个人太孤单，应该再找个伴儿。经过无数个辗转反侧的夜晚，她终于点头同意去相亲。
李建国大她10岁，是位因病提前退休的教师。初次见面，他身上的儒雅气质就打动了她。相处后，他的体贴和尊重更是打消了她的顾虑，半年后他们领了证。
李明对父亲再婚十分支持，她的儿子却在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说“你自己看着办吧”，便挂断了电话。此后，如同断了线的风筝，除了年节的问候，很少与她联系。
结婚第十个年头，李建国突发脑出血，被紧急送往医院。她等在手术室外，盯着手术室的门。李建国终于被推出来了，医生却告诉她，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日后肢体行动会受影响。
李明怕她熬不下去，委婉地提出接父亲去自己家照顾，还暗示，她要愿意，可以离婚。
躺在病床上的李建国流着泪说：“你走吧，我欠你的太多了，不能再拖累你。”
她的泪唰地流了下来。
她没有退休金，靠着裁缝手艺开了个小铺。李建国每月的退休金，从她进门起就交到了她手上，新买的楼房产权证也写上了她的名字。父子二人从未对她有过一丝一毫的慢待和猜疑，她知道李建国说的是违心话，攥着他的手说：“这辈子我哪都不去，就在这儿了。”
李建国右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只能借助轮椅出行。她关掉裁缝铺子，一心照顾李建国。天气好时，她用轮椅推着李建国出去晒太阳，还帮他按摩，来缓解身体的不适。
“淑芬，哪天我不在了，这张卡里的钱就是你的生活保障，记住，谁也别给。”李建国把一张银行卡塞到她手里说。李建国再次发病，这一次，医生没能留住他的生命。
一个人吃饭时，她还是习惯摆上两副碗筷；晚饭后，她还会削好苹果一分为二。
春节，她早早就打电话让李明一家回来过年。看着她在厨房忙碌的身影，李明喉头滚动，那声“妈”却始终没能叫出口。零点时钟敲响时，她拿出准备好的红包，李明媳妇也掏出个大红包塞到她手上，让她必须收下，说：“爸虽然不在了，但往年咋过，今年还咋过。”她含着泪接过来，压在枕头下。枕着，心里踏实。
李明一晚上心神不宁，总躲到阳台去接电话。她故意喊李明端饺子，趁机看了眼他放在灶台上的手机，在一串名字中，她看到自己的号码备注是“妈”，泪水一下模糊了视线。
过完年，她去了李明的工厂。她没有上楼，只跟楼下的门卫聊了会儿。门卫说：“李老板资金好像出了问题，过年才给我们开一个月的工资……”回来后，她一宿没睡好，思来想去，最后对着李建国的遗像说：“孩子遇到难事了，这房子我想卖了，那卡上的钱我也得用。”
雨不知何时停了，一缕阳光从云缝洒下来，照在潮湿的地面上。她的老寒腿开始抽搐，疼得她攥紧拳头，一下下捶着。
敲门声传来，她以为是修屋顶的师傅到了，答应着“来了”，慢慢起身去开门。门外站着的竟是李明夫妻。
李明媳妇眼睛通红，拽着她的胳膊说：“这屋子这么潮，您的老寒腿哪受得了。”
她说：“房子常住，人气上来就好了。”
李明说：“爸地下有知，会怪我的。”
她用毛巾擦拭着李建国的遗像，“不会，你爸活着也得这么做。”“妈！跟我回去吧。我不能让您一个人住这儿。”
她转过身，泪水夺眶而出。这一声“妈”她等了20多年。
“妈！”李明两口子不约而同地喊。“钱我们可以再赚，妈，却只有一个。”李明上前搂着她的肩膀，呜呜地哭得像个孩子。这一刻，所有的委屈仿佛都融释了。
“好孩子，不哭，妈跟你回去。”看着李明鬓角的白发，她抹着泪说。李明和媳妇一左一右搀扶着她，“妈，那咱回家！”
阳光穿过合欢树，投下斑驳的影子。她抬头，看见那含苞的花不知啥时竟然开了，云霞般明媚。就像当年李建国在民政局门前看见她时，那温暖的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