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

1970年的夏天，我和弟弟分别从北大荒和青海回北京探亲，第一次到动物园边上的莫斯科餐厅吃了一顿西餐。尽管那时候已经改名叫北京展览馆餐厅，但北京人仍然习惯叫它“老莫”，好像叫邻居老王老李一样亲切。

不过，那里不是一般邻居和我去得起的地方，这在以后王朔的小说和姜文的电影里，都有过得意而生动的描述。单看价钱，比一般的餐馆贵好多，就让一般人咂舌，望而却步。

那时，我弟弟在青海油田当修井工，戈壁荒滩，餐风饮露，工作艰苦，但有野外补助，工资比我高好多。他财大气粗地对我说，咱们也去“老莫”开开洋荤！我是刘姥姥进大观园，第一次见到这样金碧辉煌的餐厅，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价格昂贵的西餐。记得一份沙拉和红菜汤，要一元上下；一份罐焖牛肉要两块钱左右。我在北大荒农场，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2元。想想母亲每次只买2角钱的肉，就可以炒两盘菜；买一斤棒子面，才要8分钱；一斤白面才要1角3分钱；一斤最贵的带鱼，只要3角8分，“老莫”的价格不便宜。

不过，在“老莫”，我学会了做沙拉。骄傲地说，是无师自通，完全靠眼睛看，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么说，有些大言不惭。我从小喜欢看别人做菜，长大以后，便也学着自己做菜，虽然没什么钱，买不了像样的食材，却总惦记着粗菜细作，花样翻新，花小钱，做大菜。和朋友聚在一起，吃着我费尽心力炒出的那几盘可怜巴巴的菜，便自我嘲笑，说我这样煞有介事装模作样炒的菜，算是“穷人乐”，就像那个年代流行的假衣领，被称为“穷人美”。

我和弟弟要了一份最便宜的水果沙拉，我看见里面不过是土豆丁、黄瓜丁、苹果丁，熟鸡蛋小块儿，还有几粒青豌豆而已。这几样东西都可以买到，都不贵，关键是得有搅拌它们入味成形的沙拉酱。沙拉酱，是这道凉菜点石成金的裉节儿。那时，商场里买不到沙拉酱，做沙拉酱，便最考验这道凉菜的功夫。

在“老莫”吃完西餐之后，我一门心思琢磨这个沙拉酱，只要学会做沙拉酱，做沙拉就轻而易举，手到擒来了。

我已经忘记了是从哪儿学到的沙拉酱做法了。自然是民间的土法子：用鸡蛋黄，不要蛋清，加一点儿盐，然后用滚开的热油一边一点一滴地浇在蛋黄上，一边不停地搅拌，动作都要快；最后，再倒上一点儿白醋，接着不停搅拌——便搅拌成了我的沙拉酱。

后来，听说用鸭蛋黄效果更好，我试验过，有些腥，便还是坚持用鸡蛋黄。尽管后来几次回家探亲每次在北京只能待一个来月，还是抓紧时间，反复试验和实践，功夫不负有心人，便也熟能生巧，巧能生花。在朋友之间，我做的沙拉酱，很有了点儿名声。味道到底好不好，反正大家都是第一次吃，无从比较，便都连连说不错。

1974年，我从北大荒调回北京当老师，算是知青返城早的。朋友再从北大荒回北京探亲，到我家来相聚，我更是一定要做这道水果沙拉显摆显摆了。尽管家里的屋子窄小，桌子摆上，从邻居家借两把椅子，还得有人挤到床上坐。但这道沙拉一端上桌，总能让人眼前一亮，仿佛顶着光环的主角，踩着急急风的鼓点儿出场，让大家兴奋异常，因为很多人是在我家第一次吃到这洋玩意儿的。酒杯相碰中，贫寒中的聚会，总是那样的热闹，那样的难忘，那样的容易满足。

每一次，做沙拉酱，比吃沙拉还要热闹。那时，我从前门搬家到城外洋桥，有个小院，我把蜂窝煤炉子搬到小院里，把熬粥的大勺架在火上烧油，朋友都会围观，像看一出精彩的折子戏，听着热油浇在蛋黄上嗞嗞啦啦的声音，像小鸟叽叽喳喳地叫，而心情雀跃欢快。

有好几位朋友，从我这里取得做沙拉酱的真经，回家照葫芦画瓢献艺。沙拉，这道西餐里最简单的一道凉菜，就这样从莫斯科餐厅到了我家，又到了朋友们的家，击鼓传花一样，让我们在寒酸拮据的日子里，开了一点儿洋荤的荤腥儿，品尝到苦中作乐的一点儿快乐。

有时候，竟然让我自以为是地恍惚觉得，这做沙拉酱，是不是在上世纪70年代我自己真的无师自通的一份独创呀？特意在我惨淡的青春岁月里，留下一点儿雪泥鸿爪的光影？

如今，朋友们聚会，再不会挤在家里，都会到饭店觥筹交错。自然，西餐早不新鲜，各种口味和品牌的沙拉酱，应有尽有，在超市里随便可以买到。我做沙拉酱的功夫，再也无法展示，而手艺渐退，武功尽废。热油浇在蛋黄上嗞嗞啦啦的情景，好像不真实，并未发生过，只是我自己的青春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