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玉梅

小时候的冬天，特殊冷。唯一能让我欢喜的，是立冬那天的饺子。

我小学是在县城的红旗小学读的，每天上下学几乎要穿过大半个县城。走在连接大凌河东西两岸的桥上，风从北边的山上吹来，掠过光秃秃的河面、落了叶的杨树林，发出呜呜的声音，让人不由得就要缩起脖子。但立冬那天，我就不会觉得冷。放学后，反倒会一路小跑着赶回家。推开房门那一刻，一股热气伴着饺子的香气扑面而来。灶台的大锅里蒸着饺子，水蒸气白花花的一片，仙境般在厨房里弥漫，母亲拉风箱的身影笼罩在白雾里。立冬这天，母亲总会给我们包饺子。

“立冬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这是母亲挂在嘴边的话。她常常一边麻利地给我们往碗里夹饺子，一边念叨这句不知传了多少辈子的老话。我那时对母亲的话深信不疑，总是一边香喷喷地吃着饺子，一边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耳朵。好像只有吃了这顿饺子，我的耳朵才真的能安然无恙地度过寒冷的冬天。

我们家的饺子馅，随着时代的改变，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最早的时候，饺子馅是白菜、酸菜的，这两种菜是家家冬天必备的。肉在上世纪80年代很金贵，母亲也是俭省着放，有时还要把肥肉炼成油梭子，主要吃个油香味儿。到了上世纪90年代，日子像不断长高的楼房，渐渐有了起色。立冬时，餐桌上的饺子馅也变得丰富起来。有时是香味醇厚的牛羊肉，有时是滋味浓郁的韭菜鸡蛋，后来还有了奢侈的海米虾仁。无论哪一种新馅料的登场，都给我们带来一股新鲜感和喜悦。不过，不管馅料如何翻新，母亲的猪肉白菜馅儿总是稳居餐桌最中央的位置，就像一个固定的坐标。而我们，也由小时候单纯地吃饺子，变成和母亲一起包饺子。

我曾问过母亲，好吃的馅儿那么多，为何偏对最普通的白菜馅儿念念不忘。母亲手里的活儿没有停，只是抬眼看了看窗外草木凋零的院子，轻轻地说：“人呐，不能忘本。这大白菜在咱们东北是常菜，那些年，正是这一棵一棵的大白菜，陪着咱们熬过了艰难岁月。别看它平常，可是它养人。”我忽然就明白了，这猪肉白菜馅儿，于母亲而言，已不仅仅是一种食物。它是一种“念想”，是那段清贫而坚韧的岁月刻下的印记，是对于土地、对于朴素生活最本能的敬意。它被包进薄薄面皮里的同时，也把一段记忆、一种品格，牢牢地封存了进去。

如今，父母亲都已不在了。再也看不到老屋厨房里那白蒙蒙的、暖人心的水汽，听不到那熟悉的剁馅儿、擀皮儿声了。可立冬吃饺子的习俗，我却完完整整地继承下来，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无论工作多么繁忙，立冬这一天，我都会早早赶回家，钻进厨房，和面、拌馅儿、擀皮儿，准备一顿热气腾腾的饺子。而且必须有猪肉白菜馅儿的。

每当夹起元宝般的饺子，咬上一口，馅料里丰沛的汁水就会温润地涌出，带着猪肉的醇厚和白菜的清甜，溢满口腔。那熟悉的味道，仿佛一下子打通了时光隧道。我会看见许多个立冬的傍晚，一家人围在一起包饺子；看见昏黄的灯光下，一家人围坐在饭桌旁。锅里升腾着白茫茫的水汽，碗里升腾着热乎乎的香气，每个人的鼻尖都沁着细密的汗珠。“妈，来头蒜”“妈，给我来点醋”，一家人说着，笑着，吃着……窗外是呼啸的北风，屋内，是被饺子守护着的亲情和温暖。那薄薄的面皮包裹的，分明是艰难岁月里从母亲指间流淌出来的温柔与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