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卉

杨照在《史记的读法》中开宗明义：“在司马迁写了《史记》之后，中国人看待历史的方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一论断揭示了《史记》的不朽价值不仅在于其记录的历史，更在于它开创了理解历史的方式。当我们将杨照的《史记的读法》与顾竺的《读史记：史记十大名篇解读》并置对观，司马迁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大棋局，便在两种不同的解读路径中焕发生机。

《史记》问世之前，中国历史记载多为编年体，事件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而司马迁创造性地打破了这种线性束缚，构建起一个多维度的历史解释体系。杨照在《史记的读法》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历史式读法”与“文学式读法”的双重路径，前者还原历史语境，后者贴近作者心灵。他巧妙地打乱《史记》原来的篇章次序，以“历史式读法”还原当时的社会背景，以“文学式读法”契合司马迁的视角与理念。这种解读方式恰恰呼应了司马迁本人对历史的理解。

杨照的解读路径可概括为“先见森林，后见树木”。他试图通过还原司马迁的思维方式，把握《史记》的整体架构。顾竺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进路。他的《读史记：史记十大名篇解读》秉承国学大师梁启超的慧眼，从《史记》130篇中精选“十大名篇”进行深入解读。这种解读仿佛将十大名篇作为了解《史记》的十扇窗口，通过局部窥探整体。

对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这一宗旨，杨照的理解颇具现代性。他认为司马迁在解释历史上人的行为、判断是非善恶时，必须区分这是不是意志可控的事情。“天”代表庞大的背景，是与个人努力无关的部分；而“人”就是一个人如何思考、如何选择、如何作为，在最后如何承担责任。杨照以《项羽本纪》为例，指出项羽兵败垓下时自谓“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而司马迁则在论赞中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这种分析展现了司马迁对天人之际的深刻洞察——他承认命运的存在，但更强调个人选择的责任。

顾竺对“究天人之际”的阐释则更多体现在对具体人物命运的分析上。在他解读的《项羽本纪》《廉颇蔺相如列传》《李将军列传》等名篇中，我们能看到一个个历史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抉择。顾竺通过精细的文本分析，揭示了司马迁如何通过“人物的性格决定其命运”，从而回应“天”与“人”的关系问题。

在“通古今之变”的解读上，杨照展现了他作为思想史家的优势。他强调司马迁不仅要看单一事件的来源、发生、变化，而且要把眼光拉高，看长时段里的人在集体行为中如何运用权力，组构社会。杨照认为，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重点在于“通”，即它不是个别事件的解释，而是能够归纳的、更明确的模式。十表八书的创立，正是司马迁用来呈现这种“通”的视野的工具——“表”中的时间维度和书的专题论述，共同构建了一个多重维度的历史观。

沈从文曾精辟地指出：“《史记》列传中写人，着笔不多，二千年来还如一幅幅肖像画，个性鲜明，神情逼真……所谓大手笔是也。”这一判断揭示了《史记》作为历史与文学双重经典的特质。一部《史记》流传千古，不仅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更是司马迁布下的宏大棋局，在不同读者眼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