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坚

郑振铎先生在其《劫中得书二记》中写道：“凡一书出，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节食不顾也。”这段文字背后，是一场不为人知的文化保卫战，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之际对文明的坚守。

《劫中得书二记》由《劫中得书记》和《劫中得书续记》组成，收录了郑振铎在抗日战争期间搜求古籍后所作的149则题记。这些文字远非简单的藏书目录，而是一部记录着文化血脉如何在战火中得以延续的史诗。郑振铎并非简单地购买书籍，而是在与时间赛跑，与战火竞速，抢救那些即将消失的民族记忆。他的行动超越了个人藏书爱好，已经升华为一种文化自觉和历史担当。

抗战时期的上海，古籍市场书籍价格暴跌。郑振铎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保存民族文献的千载难逢之机，也是文化传承的危急存亡之秋。他在《劫中得书记》序言中痛心疾首地描述：“私念大劫之后，文献凌替，我辈苟不留意访求，将必有越俎代谋者。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这种文化危机感驱使他倾尽所有，投入这场看似个人行为，实则有民族意义的救书行动中。

郑振铎的搜书行动有着明确的学术眼光和文化策略。他特别关注小说、戏曲和有精美版画的稀见书籍，这些在传统藏书家眼中被视为“小道”的文献，恰恰是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他对《水浒传》不同版本的收集，对《西厢记》各种刊本的追寻，不仅体现了他超前的学术视野，更彰显了他对平民文化的重视。在《劫中得书记》第37则中，他得到明刊本《水浒传》后欣喜若狂：“此书得之，殊费周折。然一想到此为国宝级的文学作品，且为研究中国小说史的重要资料，则一切辛苦均不足道矣。”

值得欣慰的是，郑振铎并非孤立无援。他的搜书行动得到了张元济、何炳松等一批有识之士的支持，他们共同发起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有组织地开展古籍抢救工作。这种集体努力使得许多重要文献免于战火或流散海外的命运。郑振铎在《劫中得书记》第62则中提及这一合作：“若非诸友同心协力，许多珍本恐怕早已不知所终。每思及此，倍感集体力量之重要。”这种文化自觉的群体性，体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中的担当精神。

《劫中得书二记》的价值不仅在于记录了具体抢救了哪些文献，更在于它展现了一种文化保护的理念和方法。郑振铎在每则题记中不仅叙述了得书经过，还包含了对书籍版本、内容、价值的专业判断。他的题记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典范，融合了目录学、版本学、文献学等多学科知识。

郑振铎曾这样描述他得到心仪之书后的心情：“每于静夜展书快读，每书几若皆能自述其被收得之故事者，盖足偿苦辛有余焉。若睹阔别之契友，秋窗翦烛，语娓娓不休。”这种与古籍的精神对话，这种将书籍视为有生命存在的态度，正是中国文化人对待传统的独特方式。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郑振铎的“劫中得书”行动是中国文化史上“乱世藏典籍，治世修文献”传统的现代延续。孔子周游列国整理《诗》《书》，刘向父子在汉末整理宫廷藏书。郑振铎在20世纪抗日战争中的行动，与这一传统一脉相承，同时又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新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