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农

“情书一捆”的原本与修改本

鲁迅早年有一场由家长一手包办的婚姻，他根本不爱那位朱安夫人，连话都不大说。鲁迅对老朋友叹气道：“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

到20世纪20年代中叶，一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许广平（景宋）经常写信来请教种种问题，鲁迅回信大抵很及时，很深入，一来二去，便产生了感情；后来更经历了共同的忧患，进一步发展为爱情。这些往来书信，鲁迅曾戏称为“情书一捆”，一直收藏得很妥帖。过了七八年，在经过一番删节修改后公开出版，称为《两地书》（上海青光书局1933年4月版）；内收书信135封，此后各版《鲁迅全集》皆予收录。他们结婚以后的通信不在其内。

经过修改的情书不免有失原汁原味，人们希望看到本来面目。到1984年，这“情书一捆”之未经改动的原本，加上他们之间后来的通信，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印了出来，题作《鲁迅景宋通信集》，凡164封；这些原信后来又收入《许广平文集》第三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看看这些原文本就能知道鲁迅修改这些情书的种种奥妙，这是很有意思的。

鲁迅曾经被形容为总是怒发冲冠、“横眉冷对”的斗士，那显然是以偏概全，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歪曲——他其实很有人情味，写起情书来尤其别有一番风致。

不明白鲁迅的爱情和婚姻，就很难深知鲁迅其人。所以这“情书一捆”的原本与修改本，乃是热爱鲁迅的人必读之书。

“魏晋风度”内涵丰富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中讲到竹林七贤，其间说起嵇康（224年-263年）与阮籍（210年-263年）之异同，指出：“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好，嵇康就始终是极坏的……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

可见同一个文人群里的人物固然有同（否则就不会形成一个圈子了），也必有异，不可能始终完全一致，像是工业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同一批产品一样。多元化永远是人间的常态。

鲁迅说阮籍后来口不臧否人物的文献根据在《世说新语·德行》：“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晋文王即司马昭，当时虽未称帝，但已是掌握实权的国家最高领导人，阮籍同他私人关系很好，但并未忘乎所以，态度仍然相当矜持谨慎，言论完全不涉及当下人事。

由此可见所谓“魏晋风度”内涵甚广，个性洒脱不羁，放言无忌固然可以，谨慎从事，言谈玄远，避开敏感话题，也是很好的风度。其实嵇康很有涵养，“七贤”中最年轻的友人王戎一向追随其后，后来特别提到二十年中“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世说新语·德行》）。嵇康绝非动辄激动，就敏感问题随口放言高论的浅薄之徒，否则他不能称得上是什么名士。

“魏晋风度”内涵甚广，冯友兰先生在《论风流》的讲演（《哲学评论》第9卷第3册）中总结为四条，这里就既有“玄心”，也有“洞见”（另外两条是“妙赏”和“情深”），阮籍对时局一向具有深刻的观察，应对很得宜。竹林七贤中除了嵇康被杀以外，都在司马氏以及稍后建立的晋王朝当官；即使是嵇康，其实也并未反对司马昭，他只是对于从政极端不感兴趣，一门心思想致力于养生弹琴罢了。嵇康最后是因为一个心胸狭隘的阴谋家钟会挟嫌报复而被杀的；杀了他以后司马昭大为后悔，只是不便为之平反而已。

“竹林七贤”是一个喝酒谈玄的文人圈子，绝非同朝廷唱对台戏的反对派小集团。笔者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一书（凤凰出版社2022年版）中专门讨论过这一群高贤，对嵇康之死作了详细具体的说明（详见该书第276-281页）；关于阮籍也有比较细致的观察和分析（详见该书第332-337页），这些都无非是沿着鲁迅的方向继续往前走，只是略有修正，并且讲得更为具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