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春林

西边的太阳落山了。我站在家乡的土地上，望着远山浑圆的落日，那抹瑰丽的晚霞映红了天边，映红了山峦，也映红了家乡的土地。

我的家乡是辽西北一个安静的小山村。黄昏中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冒出了缕缕炊烟。母亲正在灶台上做饭，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时，母亲总会给我讲起爷爷的故事。

我的爷爷是一位厨子，在我们当地小有名气，十里八村的人家大事小情都会来找爷爷去做灶厨，也增加了我们一大家子十几口人的生活来源。爷爷有一双巧手，布满老茧。只要爷爷一出手，准保能做出香味四溢的饭菜来。灶台上，只见他左手握着祖传的桑木锅铲，挥舞着，农村的宴席就热闹起来。尽管爷爷的右手缺了根小指，但并不影响他的好厨艺。提起爷爷右手断掉的小指头，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爷爷的手指是1937年冬天给抗联战士送饭时冻掉的。那年的冬天，格外的寒冷，一场大雪过后，家乡的土地被大雪覆盖。多日来，人们组织起来，偷偷地给山里的抗联战士送饭。爷爷是有名的厨子，当然是最重要的人选，这样一来，爷爷亲眼看到抗联战士吃着他做的饭菜就会安心了。

乡亲们都配合爷爷做饭。爷爷用家乡土地上出产的小麦面烙出一张张又薄又香的大饼，乡亲们用自己家种的大白菜熬出好喝又有营养的汤。爷爷挂在嘴边常说的一句话是：“抗联战士吃了我烙的大饼解饿，喝了白菜汤有热量，大冬天爬冰卧雪就不怕寒冷，多杀小鬼子。”可是，在一次送饭的过程中，由于天气太冷，爷爷又没有手套戴，拎着饭的小指头长时间勒着，血液不流畅，导致小手指被冻掉了。乡亲们看到爷爷的手心疼地落下了眼泪，而爷爷却感慨地说：“哎，这天太冷了，手也不禁冻。以后得保护好这双手，还要为战士们做饭呢。”

爷爷烙的大饼远近闻名，可一些人并不知道，这个断了小指头的厨子的铁锅里，煮过抗战的故事。

1943年深秋，一天晌午，三个穿灰布军装的陌生人来到我们家，蹲在灶台边啃饼子，为首的精瘦汉子突然对爷爷说：“老哥，听说您能用榆钱儿做出肉味儿？”后来才知道，那是抗联部队的侦察连长。三天后，爷爷把我们家改成了“抗日联络站”。

最惊险的是那年腊八。日军小队长带人来村子里要吃席，硬是逼着爷爷给做红烧肉。爷爷面对杀人不眨眼的日本兵满眼的怒火。爷爷知道和他们硬来不会有好结果，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爷爷在红烧肉里多加了把芥末，辣得日本兵直灌清酒。趁着他们醉醺醺划拳时，后院地窖里的9名伤员就着肉汤吃了药。奶奶说那晚爷爷的棉袄都被冷汗浸透了，因为灶台底下就埋着抗联战士的步枪，而日本军官的佩刀始终没离开过案板。

有一次，日本兵大扫荡，把全村人赶到打谷场，逼问粮食藏在哪？他们在四周架起了机关枪，如果没有人说出粮食的下落，全村人都要面临死亡的危险。当时，空气仿佛凝固了，村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如何是好。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爷爷突然抡起炒菜的铁勺砸向日本兵，村民们趁机一拥而上。勺柄上深深的牙印，是爷爷被按在地上时咬出来的。后来抗联战士及时赶来救援，用爷爷做饭的那口铁锅给乡亲们熬了顿野菜粥。

从此，村民们抗击日本兵的信心更大了。大家团结起来，利用各种办法和敌人周旋，通过各种渠道为抗联战士筹集粮食，有时为了战士们能够填饱肚子，不至于挨饿，乡亲们宁可自己忍饥挨饿也要保证战士们吃好。军民团结一家亲。人们盼望着熬过北方漫长的冬天，也盼望着家乡的土地上出现和平的曙光——赶走侵略者，人们不再受奴役、欺压，过上平静安稳日子。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抗战胜利那天，爷爷用珍藏的最后半碗白面，给全村烙了荷叶饼。铁锅烧得通红，饼子上的焦痕拼成了“胜利”两个字。全村人齐聚我们家，围着爷爷像过年似的又唱又跳。爷爷眯缝着他那忧郁的眼睛笑个不停，他夹着旱烟的手上那个断了的小指头是那么显眼。

后来爷爷走了，全村人为他送葬。奶奶还特意把爷爷用过大半辈子的那把桑木锅铲一并随爷爷而去。奶奶抹着眼泪说，那是老头子用锅铲在战斗——抗战期间，他喂饱过上百位抗联战士，送走过许多抗联烈士。爷爷在家乡也被称为“编外”抗联战士。

听着母亲深情的讲述，我仿佛看见爷爷站在灶台前，用缺指的手掌摩挲着锅沿说：“大饼烙好了，该出锅了。”铁锅沉默地泛着油光，桑木锅铲浸透了岁月的血汗。那上面映照过的，何止是人间烟火、岁月艰难，更有着一名普通中国人骨子里的爱国情怀。

西边的太阳落山了，我沉浸在家乡落日的余晖中，感受幸福、和平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