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卉

郑振铎在《求书日录》中写下“我在躲藏里所做的事，也许要比公开的访求者更多更重要”，那时，上海已沦陷数年。这位平日里埋首古籍的学者，正在完成一场特殊的抗战——在日军对文化典籍的掠夺与破坏中，抢救那些承载民族记忆的文献。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在纸页间笔墨中筑起了另一道防线。吴真《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陈存仁《抗战时代的生活史》、陶亢德《陶庵回想录》与唐弢《晦庵书话》四部著作，从不同视角拼凑出这幅“文化抗战图景”：他们以文献抢救、生活坚守、文字抗争等方式，守护着民族文化的根脉，也为抗战注入了精神力量。

一本本古籍、一篇篇文字、一幅幅版画，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成为书生们抵抗外侮的武器。作为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郑振铎分藏于上海各处的古籍有近2万册。他选择留守沦陷区上海，开始了“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史”。在上海“孤岛”的前4年，郑振铎与“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同仁们一起抢救下1.5万余种宋元善本、明清精椠。之后4年，他隐姓埋名，节衣缩食，尽力保全、整理那些已经得到的文献。他在信中写道“每得一书，如救一命”，这种“抢救式收藏”并非个人癖好，而是清醒的文化自觉——他深知，古籍不仅是文字的载体，更是民族历史与精神的象征。

唐弢的《晦庵书话》则从另一维度印证了这种“文化守成”的意义。唐弢在抗战期间秘密地购书、藏书。1941年冬天，上海书价升到极点，与1937年春相比，善本旧抄精校书溢价十倍以上，宋刻善本动辄以金条计价。1942年上海被日军侵占，人们逃难时遗下了许多珍贵书刊。唐弢知道了十分心痛，暗中下决心：别人卖书，他偏买书！这批于日占时期在上海大批集中购买的书，奠定了唐弢日后的大量藏书基础。唐弢写道：“在那个年代，保存一本书，比写十篇檄文更有力量——檄文能鼓舞人心，而书籍能让人心有所依。”他在书中回忆，自己在上海沦陷期间，曾冒着风险收藏鲁迅的手稿与早期新文学期刊，这些“带着油墨香的纸片”，成了他与沦陷区民众传递希望的纽带。有人问他为何执着于收藏，唐弢回答：“这些书里有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故事，只要有人记得，侵略者就永远无法真正征服我们。”

陈存仁的《抗战时代的生活史》展现了知识分子在乱世中如何以生活细节坚守民族立场。陈存仁作为上海的中医，在抗战期间以“不与日伪合作”的生活态度，完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抗争。这种“日常坚守”，在陶亢德的《陶庵回想录》中也有体现。陶亢德作为编辑，在抗战期间曾主持《古今》杂志，“我只写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的情感。”他在杂志中刊登过老舍、沈从文的散文，也发表过关于中国传统节日、民俗的文章，这些内容看似与“抗战”无关，却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着“民族认同”。

这些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的文化活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郑振铎生前经手搜购、抢救、保存的古籍，构成了今天海峡两岸图书馆的古籍基本库藏。唐弢去世后，家属将其收藏3万多册藏书和1万多册期刊捐赠给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为现代文学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今天我们翻阅保存完好的古籍，欣赏历经战火幸存下来的文物，不会忘记那些在黑暗中为文化续命的书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