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农

鲁迅最重要的作品自然是他的小说和杂文，而他对中国古代文化也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他辑录、校勘的整本古籍在20种以上，编制校订的各种目录又有近20种，为古籍、碑帖所写的序跋、说明凡数十篇，此外还有若干碑志考证文章。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文学史略》（通称《汉文学史纲要》，未写完）虽然本是用于授课的讲义，但水平极高，研究方法和编写体例尤多新意。

学术研究无非就是要追寻真相和真理。鲁迅从少年时代起，就展现出去伪存真、探索事物本源和规律的精神取向。还在三味书屋读书的时候，他就向老师请教关于东方朔与“怪哉”虫故事的本原而不满足于大概的了解（详见《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当他掌握了若干文史知识以后，就自己动手来辑录早已散佚的越中古史地著作和唐以前的古小说。从日本留学回国后，鲁迅把眼光重新转向中国传统文化，希望从中探究中国国民性的历史文化来由，发扬民族精神，寻求救国救民之道。此时他用严谨的乾嘉朴学手法完成了《会稽郡故书杂集》《岭表录异》《谢承后汉书》《云谷杂记》《范子计然》《任子》《魏子》《志林》《广林》等一批古籍的辑校，从可以凭信的第一手材料出发致力于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在小说资料的辑校整理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古小说钩沉》动手最早，他生前始终没有出版，总想再作一些加工。《唐宋传奇集》的辑校工作前后花了15年时间（1912年-1927年），目的无非在示人本相，以取代种种广为流行而并不可靠的本子。

鲁迅下大功夫研究中国小说史，后来又进而研究全部文学史，取得了辉煌成就。“五四”运动以前，“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古代小说自然不可能得到认真的研究，所以“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中国小说史略·序言》）。鲁迅开创了这门学科，“奠定了中国小说研究的基础”（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这部开山大著具有坚实的资料基础，充满了精彩的论述，他的许多结论当时使人耳目一新，至今仍然能够给人们许多启迪。

鲁迅的高妙之处在于他还能用传统的方法解决一些超出资料层面以上的问题。例如他通过研究书目，探索古人观念的变化，深刻地看出了关于小说的界定在北宋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宋皇佑中，曾公亮等被命删定旧史，撰志者欧阳修，其《艺文志》小说类中，则大增晋至隋时著作，自张华《列异传》戴祚《甄异传》至吴均《续齐谐记》等志神怪者十五家一百十五卷，王延秀《感应传》至侯君素《旌异记》等明因果者九家七十卷，诸书前志本有，皆在史部杂传类，与耆旧高隐孝子良吏列女等传同列，自是始退为小说。”认清这一点便可以知道许多志怪小说在六朝当时以至唐代，并不被当作小说而是看作史书，本来意义上的六朝小说只写人事。

鲁迅并不以传统的治学方法限制自己，比较新的方法，如社会学的、心理学的、比较文学的诸种方法，他也都拿来运用，得出了许多新的重要的结论。

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整理、分析、研究、批判贯穿了鲁迅的一生，但在后期十年，除了偶尔挤一点儿时间来从事《嵇康集》《中国小说史略》等书稿的修订之外，他已不能有整段的时间来作规范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了。鲁迅失去了从事鸿篇巨制的余裕，这是一个无可弥补的损失；但他决心既下就义无反顾，曾经十分明朗地写道：“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和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进攻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的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的选择表明他到底是一位学者型、作家型的革命战士，而绝非一味埋头于书斋里的学究。鲁迅始终没有忘记一个战士的使命和学术之“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