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卉

人类学家克罗伯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似乎就印证了“天才成群地来”这句话。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顾颉刚、吴宓、傅斯年、潘光旦、胡适……这些学者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力，如群星璀璨了长夜。近日，王汎森的《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以新颖视角解剖近代学术谱系裂变的逻辑，葛兆光的《余音》则打捞大师风骨的余响。两部书的交会处，一道不曾消失的风景豁然显现：当文明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一代学人如何以血肉之躯承载文明火种。

1903年，22岁的鲁迅写下《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道出当时知识分子面临的集体困境。在无奈的环境之中，如何爱国强国，成为一代学人的奋斗目标。王汎森在书中指出，晚清知识界面临双重危机：旧知识体系崩解与新价值体系未立。这种刺痛，将学术逼入救亡轨道：救亡成为知识转型最炽热的引擎。

当代学者陈平原曾总结清末启蒙思想家的共同性格：“为理想而抗争，人格高尚，得到朝野各界的共同尊崇；不以朝廷为唯一依靠，坚信学在民间；目光远大，但脚踏实地，从不哗众取宠。”

傅斯年创建史语所时，将德国讲座制、法国年鉴学派与汉学考据熔铸一炉。他称陈寅恪为“三百年第一人”，更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升级为“整个的观点”，以跨学科合作重塑历史认知。王汎森写道：学问需要“一群人把一个人的功夫顶上去”。梁启超的饮冰室书斋孵化思想，商务印书馆的印刷机传播新知，这些知识生态的节点，正是群星得以闪耀的基座。

群星的光焰之下，是个体苦闷的剧烈撕扯。吴宓以“分乘二马”之喻向陈寅恪倾诉：一马奔向“我以我血荐轩辕”救亡图存的现实使命，一马负载“灵台无计逃神矢”文化传承的精神重担。陈寅恪悼王国维时提出“文化托命说”，将学术使命升华为文化存续的生死契约。

王汎森在书中解剖王国维与傅斯年的思想对话，揭示现代学术转型的关键节点。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称周为“道德团体”，试图从宗法制度提炼伦理理想。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以“整个的观点”剥离道德滤镜，视殷商为多元文明的一支。葛兆光书中记录战火中保持的学统韧性：当西南联大教授们在防空洞油灯下著书，当钱穆于岩泉寺油灯下撰写《国史大纲》，当马大猷在昆明10平方米陋室推演声学公式，实证研究本身即成为精神的堡垒，文明的密码仍在“问题意识”的血脉中奔流。

克罗伯问题的答案，恰如葛兆光所言：“天才成群而来，主要因为时代。”这道风景的真正价值藏在那代人的双重自觉中：鲁迅“血荐轩辕”的救赎激情，陈寅恪“文化托命”的文明传承，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奋力守护着思想的火种。在传统与现代的撕裂中，知识学人以学术为舟承载文化命脉，中国学术在不断转型中始终保持着自我更新的能力。

当群星划过暗夜，大师们留下的不仅是著作等身，更是一条以血肉开凿的精神河床——它沉默于历史地层之下，却始终积蓄着文明渡劫重生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