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卉

书札是文学的私语，也是历史的侧影。早在《昭明文选》中，书札就作为独立的文体被收录，司马迁《报任安书》、曹丕《与吴质书》、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皆因文辞与思想并美而传世。书札这一文体，看似是私人之间的笔墨往来，却在时光淘洗中书写着文明的肌理。近日，翻阅《钱钟书杨绛亲友书札》《吴宓师友书札》，两书同出于著名教育家吴宓的女儿、现已96岁高龄的吴学昭之手，皆以书札为载体，捕捉一代学人精神史中有温度的细节。

作为未经刻意修饰的私人写作，书札保留着时代的原始细节。《钱钟书杨绛亲友书札》收录了钱氏夫妇与90余位亲友的通信，其中与老舍、冰心、夏鼐、柯灵、宋琪、黄裳、华君武等人的往来书信尤显珍贵。《吴宓师友书札》则围绕吴宓的交游网络，收录了他与多位近现代学人的通信，其中包含与梁启超、陈寅恪、沈从文、朱光潜、钱基博等学界巨擘的往来书信，字里行间展现出学人间的思想共鸣与生活轨迹。

比起回忆录，书札的即时性让历史人物更真实可触。钱钟书在公开著述中尽显渊博与幽默，而在致友人信中却时有“近作小诗，录呈博笑”的谦抑；吴宓在日记中多有情感纠葛的剖白，书信里还见其对学术传承的拳拳之心。这种私人书写与公开著述的互文，让历史人物摆脱了符号化标签，成为有血有肉的个体。

书札的文学性源于其“不刻意为文”的特质。钱钟书信中常现妙喻，如致周节之信：“弟如好影戏（电影）者，虽明知其为假，仍为情节所动”，以观影喻读书，贴切而生动；杨绛致费孝通信，寥寥数语“后来我还和费太太通信，现在都断了”，暗含人事变迁的淡淡感慨，留白处见韵味。这种生活化的语言，比之文学创作的精雕细琢，更显天然之美。

沈从文在1940年写给吴宓的信中直言讨论爱情与友谊，并提出男女在不同年龄对待情感的态度会截然不同，这种私人化的表达，让书札成为人性的镜子。吴宓的往来书札以坦诚见长，读者在字里行间遇见的，不是某个学科的权威，而是一个活泼生动的灵魂。正如吴宓所言：“书信之可贵，在其片言只语中，反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

吴学昭整理的这两部书札集，延续了“还原书写现场”这一传统。她不是简单的辑录，更在于考证信中人物、事件，为读者提供解读坐标。《吴宓师友书札》中，每封信后附注释，说明写作背景、涉及人物，甚至考证信中提及的著作版本，这种学术性整理让书札从私人藏品升华为公共知识资源。《钱钟书杨绛亲友书札》中，钱钟书修改诗句的手迹照片，既见文人推敲之功，也让读者感受到笔墨交流的温度。这种“可见之迹”，有着数字化时代电子信息难以复制的审美体验。

书札的魅力，在于它既是严谨的史料，又是生动的文学；既是学术的注脚，又是人性的独白。它让我们看见，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外，还有无数具体的人，用笔墨记录着自己的思考与挣扎、坚守与困惑。这些文字穿越时空，成为今天我们与过去对话的桥梁。

当我们翻开书页，触摸那些带着体温的文字，便是在完成一场跨越岁月的精神重逢。这或许就是书札的价值：它让历史不再是冰冷的年表，而是无数个“人”的故事，在纸页间无比鲜活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