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玉芬

■提示

陈尚君的《行走大唐》是一部向当代读者敞开唐史大门的通识读本。这部书没有采用常见的断代史写作框架，而是以问题为导向，将作者数十年研究心得转化为可读性强的文化随笔。学者陈尚君善于从非传统史料中捕捉历史细节，以微观叙事透视宏观历史，让尘封的文献重新开口说话。

被称为“唐代户籍警”的学者陈尚君，通过53篇长短不一的文章，从政治文化到市井生活，构建起立体多维的大唐图景。这种写作策略既避免了通史著作常见的平铺直叙，又不同于专题研究的艰深晦涩，在学术深度与大众接受度之间找到了巧妙平衡。

陈尚君对唐代文献的熟稔程度在书中随处可见。在《杜甫与樊晃》一文中，他通过细读诗作，结合新出土墓志，还原诗人青年时期的漫游轨迹。这种文献考证不是枯燥的学术堆砌，而是转化为生动的历史叙事。读者既能了解杜甫“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生活实态，又能感受到盛唐士人的精神风貌。作者以微观叙事透视宏观历史的方法，善于从墓志碑刻、敦煌文书等非传统史料中捕捉历史细节，让尘封的文献重新开口说话。

书中对唐代文化特质的把握显示出作者的历史洞察力。在讨论“唐人如何写诗”时，作者没有停留在格律声韵的技术层面，而是通过分析唱和诗集、题壁诗等文化现象，揭示诗歌创作与传播的社会机制。这种观察角度将文学研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史视野中。关于“传奇小说的兴起”，作者注意到进士群体与小说创作的关系，指出新兴士人阶层通过小说创作构建文化身份的历史现象。这种跨学科的视角使文化分析更具深度，也更能解释文学现象背后的社会动力。

陈尚君的写作始终保持着学者的清醒。在《另一个王昭君》一文中，他梳理历代文献记载的异同，指出后世文学想象对历史真相的遮蔽。这种批判性思维贯穿全书，在《谁是花蕊夫人》《玄武门蒙难者的女眷》等文章中都有体现。作者不满足于复述既有结论，而是引导读者思考历史记载的形成过程。这种写法既传授知识，更培养读者审视历史的方法，体现出通识教育的深层价值。

阅读本书的趣味性来自作者对历史细节的敏感捕捉。书中提到长安西市酒肆、平康坊的诗文酬唱、科举放榜时的车马争道，这些片段如同散落的马赛克，拼合出鲜活的都市生活图景。在《唐代的交通工具》里，作者比较官员乘车骑马的等级规定，分析驴子作为平民坐骑的社会意涵。这类日常生活的考证看似琐碎，实则构建起理解制度史的社会基础。当读者知道新科进士需要集体凑钱举办樱桃宴时，就能更真切体会科举制度带来的身份转变。

作为唐史研究大家，陈尚君在书中展现出难得的克制。他处理争议性问题时往往列举多种史料，指出各家观点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在《武则天篡位始末》中，他既肯定陈寅恪“关陇集团”说的解释力，也结合近年考古发现讨论其局限性。这种开放式的讨论方式，为读者保留了思考空间。书中对“安史之乱”“牛李党争”等重大事件的叙述，都体现出这种审慎的学术态度。作者不做惊人之语，但通过扎实的史料辨析，往往能对既有认知形成微妙修正。

在《如何阅读唐传奇》篇末，作者建议读者注意故事中的法律程序、经济细节等非文学元素，这种阅读策略打破了文学与历史的学科界限。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作者将诗歌文本与《明皇杂录》《酉阳杂俎》的记载对读，示范了文本互证的研究方法。这些学术方法的自然融入，使本书超越普通历史读物，成为读者进入唐史研究的入门指南。

《行走大唐》的语言风格与内容高度统一。作者摒弃学术论文的繁复句式，采用干净利落的短句结构。在叙述唐代物价时，直接用“开元年间，一斗米约二十文，天宝年间涨至三十文”的数据说话。这种简洁表达反而增强了历史叙述的真实感。书中偶尔穿插的幽默笔触，如形容唐太宗蹴鞠“颇有球星风范”，在严谨考证中增添了阅读趣味，展现出举重若轻的写作功力。

作为连接专业研究与大众阅读的桥梁，这部著作的成功在于把握住了几个平衡点：史料考证与历史想象的平衡，学术深度与叙述流畅的平衡，宏大叙事与微观透视的平衡。作者将毕生研究积累转化为53个观察窗口，每个窗口都经过精心设计，既能独立成篇，又彼此呼应。这种结构安排既照顾到碎片化阅读的时代特征，又保持了整体认知的系统性。读者从任何篇章进入，都能获得相对完整的历史认知，这种设计体现着作者对通识写作的深刻理解。

在当下传统文化热的背景下，《行走大唐》提供了回归历史本真的阅读路径。它不制造穿越式的历史幻梦，而是用扎实的考证重建历史现场；不进行简单的古今类比，而是通过具体情境揭示文化基因。当读者跟随作者的笔触穿行在长安街巷，目睹胡商与士子擦肩而过，听到佛寺钟声与坊市喧哗交织，感受到的不仅是盛唐气象，更是历史研究如何激活文化记忆。这种阅读体验，或许正是通识写作追求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