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华筠

从城市史到人文史，年过七旬的作家、学者薛冰把南京古城讲得那么美，重述了南京3000年人文演进历程。薛冰新著《烟水气与帝王州：南京人文史》撑起一座都市人文史的建构，融会南京在政治、经济、文化、城市发展等诸方面的成就与内涵，南京文脉清晰立体起来。

作为六朝古都，南京历史积淀极为丰厚，人文荟萃。继《南京城市史》探索南京的城市生长脉络之后，这本长达70万字的《烟水气与帝王州：南京人文史》既有专业的深度，又生动、可读，文史兼美。薛冰结合实地踏勘，对一些问题有理有据地重新解读，尽量准确地勾勒出南京文化的绵延脉络，并一点一点化为具有温度的文字。

长干古城在本书中的位置十分突出。第一章第一节的题目就是“长干古城：千古之谜”，这样开门见山的布局与标题，足见薛冰对它的高度重视。书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讲述长干古城的故事。长干古城虽然年代久远，却不见于传世文献载录，只能依靠考古发掘的文物证据。而在长干古城基础上建起的越城，则有传世文献作为见证。越城俗称“越台”，因是越人所建且建于一块台地之上而得名；相传它是辅佐越王勾践灭吴的谋士范蠡所筑，所以又名“范蠡城”。这两个地名已见于《建康实录》和《景定建康志》，这是南京现存最古老、最完整也是最重要的两部地方文献。从这两部书中可以看出，直到六朝时期，越城依然是南京城攻守的重要军事据点，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一方面的传世文献记载，如今终于得到了考古发掘的证明，作者身临其境的描述，平添了几许亲切感。

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研究古代历史文化需要用“二重证据法”，就是将“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相互验证。所谓“纸上之材料”，主要是指传世的各类纸质文献；所谓“地下之新材料”，既包括出土文献，也包括出土文物。薛冰新书的显著特色之一，就是自觉运用了“二重证据法”，将考古发掘所获得的新知，与传世文献相结合。这种方法的运用，不仅丰富了本书的史料，开阔了作者的视野，也激活了读者的联想和思考。

薛冰写了“越王勾践的雄图霸略”，因为南京建城史就是从越城算起的。大多数南京史志都只是简单记载越城的建造年代、位置和周长，很少涉及越国建城的具体目的，而不深究其背后实际隐藏着越王勾践的雄图霸略。《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引《金陵故事》，说到越国“欲图伯（霸）中国，立城于金陵，以强威势”，却是语焉不详，没有具体展开。薛冰根据南京处于“吴头楚尾”的地理位置特点，结合马王堆帛书《缪和》《韩非子·说林》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等文献材料，论证“越城的功能，正是作为防范楚国的一个前沿阵地，其战略意义在于及时掌握楚军的动向”，眼光开阔，很有见地。

3000年的南京人文史上有很多有趣的话题，也有许多待破解之谜。周泰伯奔吴的故事是否可靠，金陵王气的传说内涵何在，莫愁湖名称的来历如何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话题故事性很强，经过数千年的辗转相传，难免掺杂后人的增饰和想象，真真假假，费人猜详。要重新审视这些古老的话题，也有必要将“地下之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相结合。广为流传的“泰伯奔吴”的传说，既是吴文化起源研究的核心问题，也与南京人文史有密切的关系。薛冰新书不仅将这一传说作为南京史和吴文化史的重要问题来考察，更将其置于整个中国上古史的背景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其间所使用的“二重证据”，无论是“地下材料”还是“纸上材料”，都颇为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