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泽来

古人和今人一样，喜欢在入伏后吹着晚风，抬头仰望北斗七星。由于魁星是北斗七星中的第一颗星，据传主管文运，古代士子中状元时便称“一举夺魁”，而农历的七月初七是魁星的生日，因此想求取功名的读书人，常会在七夕这天进行晒书活动。

七夕这天天门洞开，古人觉得这一天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刻，能把书籍和衣物晒透，文人士子们便纷纷将藏书搬出来，摊在阳光下曝晒，以达到驱虫的目的。西周时期的历史典籍《穆天子传》中有“天子东游，次于雀梁，曝蠹书于羽陵”的记载。东汉崔寔在其所著《四民月令》中云：“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不蠹。”这说明我国从汉代起，就有了七夕晒书的习俗，魏晋时期，七夕晒书已相沿成风。而明代陶宗仪“曝书偶忘今朝是，乞巧欣逢此夕临”，清代乾隆皇帝“正当复七日……曦朗曝书宜”，这些诗句则是对七夕晒书的真实感受与写照。

毫无疑问，晒书本身是极其环保的护书方式，尤其是南方地区，长达数月的梅雨季节，高温高湿对书籍或多或少有一些破坏，对于嗜书如命的读书人来讲，书籍发黄脱墨甚至霉烂长虫，简直是“灭顶之灾”。北宋时期，晒书行动更是发展为官德辅书会这样的文人集会，其时国子监作为官方的教育机构，每年七夕前后会晒晾书籍，以祛除潮气、防霉防蠹，从而有效地保护藏书。‌

有关晒书会的盛况，宋人笔记中多有记载，据南宋洪迈《容斋四笔》、南宋陈骥《南宋馆阁录》等书记载，宋高宗绍兴、宋孝宗淳熙以及宋宁宗庆元年间，都组织有“晒书会”这样的文化活动。宋代晒书会一般由掌管图书的秘书省主持，临安府具体承办，多在农历七月的五、六、七日举行。由于南宋都城杭州地处东南，气候潮湿，因此南宋比北宋更重视晒书。“馆阁晒书会”的层次比较高，展品不乏稀世珍品，能参会的大多是大臣名流，而当时的书法和绘画名家，基本上都在朝中担任各类职务。一年一度的晒书会，无疑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盛宴。在官方的推波助澜之下，七夕晒书这一习俗在民间更加流行，很多读书人甚至借七夕晒书来展示自己的学问。

进一步追根溯源，不难发现历代典籍均有晒书的记载，晋·王隐《晋书》：“时七月七日，高祖方曝书。”唐·杜牧《西山草堂》：“晒书秋日晚，洗药石泉香。”宋·李处全《再和俞叔夜七夕》：“笑曝腹，书生风度。河鼓天孙非世俗，纵惊云，急雨休轻诉。”清·孙枝蔚《七夕忆内》：“遥怜弄针妇，空嫁晒书人。”这些文字有力地佐证了七夕晒书这一习俗的源远流长。古人对于晒书的推崇，还可以从“曝书山”一典中得以证见。据山东《新泰县志》记载：山下韩家庄有一位读书人学识渊博，却屡试不第，后隐居山中立志苦读，不复出世。一天因书籍被雨淋湿，遂将之放在山顶石板上晾晒，为人所见，感其精神，遂将此山命名为“曝书山”。

清代藏书家孙庆增认为“曝书须在伏天，秋初亦可”，清末民初的藏书家叶德辉在《观古堂藏书十约·收藏》中明确指出：“古人以七夕曝书，其法亦未尽善。南方七月正值炎熏，烈日曝书，一嫌过于枯燥，一恐暴雨时至，骤不及防；且朝曝夕收，其热非隔夕不退，若竟收放橱内，数日热力不消。不如八九月秋高气清，时正收敛，且有西风应节，藉可杀虫。南北地气不同，是不可不辨者也。”可见古代藏书家对于七夕晒书这一习俗，亦存在着一定争议。

在农历的诸多节日中，七夕晒书无疑是最别致的那一个。无论我们身处任何时代，书籍永远是引领我们认知世界的窗口，唯有阅读，才能够带给我们无穷的力量，才会让我们的灵魂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