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闾

日月其迈，转眼间读书节又到了，不禁忆起中年时期那段自觉补课的往事。

1985年元旦过后，我在省城开会，接触到几位作家艺术家。谈话中，大家为不久前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党中央提出的“文艺界要大团结、大鼓劲、大繁荣”而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大家一致认为，文学孕育在社会这个母体之中，改革开放必然带来文艺生产力的大解放，呼唤作家艺术家的创造精神和解放思想。看得出来，历史正慷慨地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一个新的发展空间。

由于贴近广大文艺工作者，又是其中一员，我要比同列的其他领导干部对于这种文化热潮的汹涌澎湃有更深切、更直接的感受。而因为主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置身改革开放第一线，每天都接触大量的新事物、新变化，又较一般作家具有比较开阔的文化视野和精神境界。

如果说，上述这些因素对于我是催生变革的大环境或曰外因的话，那么，我自身的认识与需求，便形成了内在的动力。幼读私塾八年，我接受过系统、完整的国学教育；之后读中学，学新知，但大学读的是师范专业，除了教育学，其他人文学科不够系统、全面。深长思之，觉得自己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课题，可说是形势逼人：主要是知识结构不完整，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这条腿粗，而现代人文科学基础薄弱，接触西方哲学、史学比较晚，零散而不系统，缺乏现代思维方式、科学精神、理论架构的支撑。其结果是思想境界拓展不开，影响与时俱进。于是，我立志要以十年为期，以融汇古今、汇通中外、文史哲全面着力为目标与方向，自觉补课。

此前，我曾刻苦钻研过堪称“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的恩格斯 《反杜林论》，前后精读五遍，每次在书上画出重点，记下心得体会，在务求准确把握原意的基础上，作分类的系统研究，列出一些专题，写出札记多篇。这次又深入研读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有黑格尔的《美学》、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丹纳的《艺术哲学》、卡西尔的《人论》等理论名著，法国年鉴派史学、美国新历史主义方面的史学著作，并且有计划地阅读了外国文学名著。国内作品我着力研读现当代文史哲美名家名著，重点放在鲁迅著作上，同时，研读了钱钟书、冯友兰、钱穆、陈寅恪、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的代表性著作。这样，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迄未间断。

我的补课重点是哲学，其中下功夫最大、受益最多的是《反杜林论》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再加上《西方哲学史》，我称之为“哲学三书”。这里，重点谈谈研读哲学的体会。

哲学与一般的学问不同。一般科学使人成为某种专门人才，掌握某种具体技能；而哲学，按照冯友兰的说法，是“掌握安身立命的大智慧、大聪明，超越一般人的素质、教养和境界。”关于哲学的地位，黑格尔有个形象的说法：哲学仿佛“庙里的神”，如果没有哲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一样。”

长时期以来，人们将读书学习的基点定在掌握知识上。知识当然重要，但更值得珍视的，是哲学层面的人生智慧。智是明理，慧是领悟。智慧是知识的灵魂，与创造性思维有关，其最大特点是跨越知识界限，从不同于知识的层面去理解真实的世界、人生的命运。

学习哲学，不能满足于记原理、背结论，关键在于应用。需要准确地把握视角；强化问题意识，开动脑筋勤于思索，注意转换思维方式，在我，还有个如何把中华传统哲学同现代西方哲学整合、接轨的问题。

视角选择，关乎哲学在客观实际中的具体体现与应用。可以说，哲学本身就是视角的选择。哲学的功用，在于给人提供某种智慧的、超越的、有别于世俗的视角。考察一个人是否具有哲学思维，首先要看他有没有哲学视角，即是否具备一种观照宇宙人生、万事万物的科学眼光。这种哲学视角，同辩证思维紧密联结，有助于防止、避免认识上的绝对化。世间万事万物，处在不断变化与流转之中，人生的种种际遇，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视角不同，衡量标准有异，情况、状态就会随之而发生变化。

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就是问题学，必须善于发现问题。哲学家的贡献不在于处理了多少实际事，而在于能够提出富有前瞻性、开创性的问题。智慧始于问题。教育家陶行知说过：“发明千千万万，起点是一问。”

一定要养成自觉的思辨习惯。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读书过程中，我记住了两幅鲜活画面：一个是茅塞小径，孟子说：“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另一个是升火战舰，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回忆马克思说：他的头脑就像一艘生火待发的军舰，只要一接到命令，就会立即驶向任何思想的海洋。这两个形象引导我终生热爱思考，自觉地强化思辨能力，长期保持活跃的思维状态，对于已知的，我思考它之所以如此的道理；对于未知结果，则通过联想做出种种设想。

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接触了新的史学之后，在历史的叙述、阐释中，觉得天地更加广阔，思路更加扩展了。从前的史学注重史实与过程的记述，着眼于历史的客体，而自从分析的历史哲学提出以来，历史学家的重点就逐步转到历史思维上来，转到了主体如何认识历史的客体上来。我国古代史学以叙述为主，阐释为辅；而现代史学，则阐释与叙述并重，在记述史实的同时，更看重史识，关注史论，重视历史的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