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 禾

清明，是一个重要的农时，也是一个重要的节日。

“清明前后种瓜种豆。”农谚在告诉山里的人们什么节气干什么活。记忆中，母亲就是在这个时节，端着盛有豆角、倭瓜籽的葫芦瓢，沿着我家院子里栅栏边儿种下一捻捻瓜豆的籽。日后的夏秋季，这些瓜豆的种子繁衍的后代便是我家饭桌上的美餐了。

“清明前十天后十天都是清明。”母亲告诉我。我理解母亲是在示意我，这期间给姥姥上坟添土都是可以的。我记住了。姥姥生于1892年，卒于1976年夏天。姥姥就是姥姥，她没有名字，只是在她的墓碑上刻着陈韩氏三个大字。姥姥从小叛逆，同龄女孩子裹足，那是旧社会对女性的残害，姥姥裹足没有多久，硬是死活不裹，最终没有裹成型，才留下了姥姥比同期女人大的脚，才成就了姥姥一生能下田干活的身躯。姥姥晚年住在我家同村的大姨家。那年，唐山大地震，震感波及辽西，小山村的人们为防止余震将房屋震塌砸死人，家家都在院外搭起了简易棚住人。姥姥说她不怕死，这把年纪了。就是住在简易棚那两天，年迈的姥姥受了风寒侵袭，病入膏肓，没几天就撒手而去。临咽气前，姥姥还将一枚煮熟的咸鸡蛋塞给了我。姥姥的突然去世，少年的我伤心至极，又没有勇气大声哭出来，只是默默流泪。这一年，对于我刻骨铭心。

1977年的清明节，我和母亲到姥姥的坟前添土。坟周围瘠薄的山坡上长满了山枣树和山杏树。这些耐旱的树木，生命力顽强，在贫瘠干旱的辽西山区一旦扎下根来，就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走在这个季节的山间小路，苦菜芽已经拱出地面，蒲公英托起黄色的花儿。姥姥的坟就在我家后院西山坡上，坐北朝西南方向。这地方是姥姥活着时自己选择的。姥姥的家原来在我们村西南十多里外的安子沟村。据说，姥爷是个身背二胡说书卖唱的民间艺人，去世早，撇下姥姥领着四个女儿和一个小儿子艰辛地生活着。小儿子12岁那年出天花不治身亡，这是姥姥终生的痛。姥姥要在这里看着她大半辈子生活的老家方向，那里埋着丈夫和儿子的尸骨，虽然经过平坟和修大寨梯田，坟头早无踪迹。长大后的我深深地理解姥姥的良苦用心。

从那一年开始，每年清明节，我都要给姥姥上坟添土。后来我离开家乡参军到部队，有几年没有给姥姥上坟。但每次探家，都要到姥姥坟前祭奠。

后来，我回到家乡县城工作，虽然工作繁忙，但清明前后给姥姥上坟从来没有忘记。工作几经变动，先后到外县、外市、省城工作，几十年过去了，清明节给姥姥上坟一直不变，满满的仪式感。在那里，我还要把一年来工作生活的变化念叨给姥姥听。

我感到，每次给姥姥上坟，都是对老人家的一次追忆，都是对自己一次心灵的洗礼，都是我与姥姥的一次对话。因为姥姥和千千万万那个年代的农村妇女一样，勤劳、勇敢、善良。姥姥一生吃尽了人间的苦头。晚年虽住在大女儿家颐养天年，但旧时代过来的人以无儿子为一生最大的悲哀，常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姥姥年轻时，一个寡妇带着几个孩子，度日艰难。姥姥养了一头耕牛，被村里的坏人偷去，证据十足，姥姥好言索还，那贼无赖不还。姥姥状告到凌源塔子沟官府，赃官不秉公办案，想敷衍了事。姥姥在大堂上，从胸前抽出利刃架到自己脖颈上，以死相逼。无奈之下，官府才从贼人手中要回耕牛。此事之后，村前村后，再无人敢欺负姥姥了。

那一年，从延安过来一支小分队，活动在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的东部绥青凌三县交界的大山深处。为切断八路军与人民群众联系，日伪军搞起了集家并屯。安子沟村建起了“人圈”。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姥姥一个寡妇人家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姥姥知道八路军是穷人的队伍，是好人。两个八路军战士晚上到村里来侦察敌情，为了不打扰姥姥家，宁愿住在姥姥家的偏房牛棚里。姥姥宁肯自己食不果腹，也要省下粮食，借着上山放羊做掩护给八路军送粮。天下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勇敢正义的凡人。姥姥就是这样的一个凡人。

清明，一个慎终追远的节日。这是一个怀念亲情的节日，这是一个感恩的节日，这是一个思考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节日，似乎有些残忍，但意义悠远深沉。

打开电视机，正在预报辽西有雨。我突然想起“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诗句。今天，我才理解儿时就会背诵的这首诗，路上的行人为什么欲断魂。也许诗人也已断魂，春寒料峭，雨湿青衫，也要急忙回到故乡去做一件念念不忘的事吧？写到这里，撂笔闭目，突然手机铃响。“咱家这下雨了……”老家的姐姐打来电话告诉我。蒙眬中，我听到了随风潜入夜的细雨声声，看到了雨后姥姥坟茔四周山杏花纷纷飘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