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华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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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经济是如何持续发展的？推动它久盛不衰的动力何在？《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是一部全方位论述明清江南商业发展的力作，为研究明清经济史提供了重要参考。明清史研究学者范金民从明清时期江南商品的生产、流通、市场、商人组织，以及商业兴盛与江南社会经济的相互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出发，对当时江南商业的发展进行全方位的探寻梳理，呈现了明清江南商业繁华的景象，揭示了商业发展对社会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所起的推动作用。

《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一书全方位呈现了明清江南商业繁华的景象。作者范金民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严谨考核，详明辨析，展现了江南桑、棉、烟草、茶树等商品作物的种植，商品在区域内外的流通，以及商人与江南民众、官府、名士的互动往来等情况，描绘出明清江南商业的繁荣。

在专家云集的江南经济研究领域里，如果没有很深的功底，是很难在如此的广度和深度上，完成这一颇具开创性的重要研究课题的。范金民在新版序中说：“本人由江南风土滋养，学术关注重点始终不出江南范围。”作者不拘成说，新见迭出，对明清江南的商品流通、市场、商人商帮，以及商业兴盛与江南社会经济之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许多创见。如对明清江南会馆公所数量、公所与会馆性质异同的考辨等问题，作者纠正了不少错误。尤其是对学界中提出的江南“最低生存水准”“人口压力”“边际效益递减”等理论，作者提出了令人信服的异议。作者对史料考证精深，收集了档案、文集笔记、地方志书、碑刻谱牒、专业类一手史料，并进行精审而缜密的考证，如对明清江南会馆公所，从数量到地址、建置年代、名称都作了深入的考辨，对明清江南各种商品性经济作物的面积、江南对国外的商品流通的利润等都作了较为精细的估算。

“吴丝衣天下”，江南丝绸自古美誉度极高。在《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江南的商品流通”一章中，作者详述了粮产区和棉布产区之间、棉布丝绸产区内部和整个江南地区各种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商品流通，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即江南丝棉纺织生产的兴盛，乃是建立在本地区发达的专业分工、良好的原料供应和畅达的域内流通基础之上的。随着棉花与棉布产业的发达，明嘉靖、万历时期以后，棉花棉布产业从业人员空前增加。清乾隆时期以后江南棉纺织业更为发达，从业人员也更加众多。从各方面的资料看，明后期到清中期江南妇女劳动力多数从事纺织业生产是毋庸置疑的。

“人才甲天下”，商品经济为江南人才辈出奠定了经济基础，经济的繁荣带动人文教育的兴盛。江南既为经济重地，又为人文渊薮，明清时期，盛称“人才甲天下”。《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中记录，单就三年一度中第的进士而论，就以人数多、名次前、仕宦显而成为明清时期最为著名的地域人文集团。据明清进士题名录统计，明清两代自明洪武四年（1371年）首科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末科，共举行殿试201科，外加博学鸿词科，不计翻译科、满洲进士科，共录取进士51681人，其中明朝为24886人，清朝为26815人。江南共考取进士7877人，占全国的15.24％，其中明朝为3864人，占全国的15.54％，清朝为4013人，占全国的14.95％。

明清江南市镇文人的集聚，是经长期历史发展、融合而成的。如果以江南人和外来者的比重来看，毫无疑问这种集聚是以前者为主的。江南人是江南文化创造的主体，具有基原性的地位，但外来者在江南市镇占有一定的比例，其卜居或寄寓使江南市镇文人群体规模增加、内涵丰富、文化活跃。江南人与外来者的汇聚、摩荡，造就了市镇文化、文学的繁荣。

范金民在书中“商品贸易与江南城镇化”一章中论述：“明清时期江南经济发展的特点，最明显的可能就是商品化和城镇化。商品化必然带来城镇化，而城镇化推动促进着商品化。”明清时代几乎每个江南市镇都有诗社、词社、文社，有的直接以市镇地名命之，如盛泽的红梨社，同里的竹溪诗社、续竹溪诗社，昆山的东冈诗社，华亭的泖东诗课，嘉定的白沙社，仁和的东乡诗社，海宁的黄山诗社，嘉兴的梅里文社，海盐的侜浦里诗会，平湖的月桥吟社，乌程的溇上诗会，归安的双溪诗社等。这些文学社团规模不等，一般在10人以内，但也有像“骚人词客，代不乏人”之梅里，其词社多达90人以上，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流派。这类市镇文学社团参与者一般都是“同里”关系，即使有外地人，大多不出江南范围。

江南市镇文人之密集，是其他地区难以等量齐观的。对一地文人进行家族式的统计，可以支持以上判断。柳亚子编辑《分湖诗钞》，所录主要是吴江芦墟镇明清两代诗人和作品，共423人，诗作2590首。原稿23册，除后4册为杂姓、闺秀、方外、寓贤外，其他都按照姓氏分册。录10人以上的，以叶姓最为显赫，为52人，370首；次者陈姓34人，193首；陆姓27人，105首；袁姓25人，226首；沈姓22人，106首；朱姓19人，167首；柳姓18人，149首。由此便可看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文人基本的集聚情况了，其中尚不包含商而能文、农而知书者。

文人迁移，是一种带着精神和文化的流动，他们在流动目标地有一个接触、生根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往往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或文学组合，即外来者与当地文人之习尚相近者结合起来，产生互动，最终形成某种形式的集群，成为促进江南市镇文学繁荣的合力。名族名人，是江南市镇的文化旌旗，具有号召和吸附四方的影响力。如晚明浙西南浔镇董斯张，学问深博，以文章气节著称。他不仅精于雅文学，与族人及其同道结社唱和，同时对通俗文学也颇爱好，与冯梦桂、冯梦龙兄弟过从甚密。写出《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的明末清初文学大家凌濛初，亦每至南浔访问董氏，董氏《凌初成载酒至》云：“经旬病未了，抱影北村阿。稍得故人忆，兼载名酒过。”四方文人访问、寄住络绎不绝。名人的精神往往附着于物质建构而不朽，这类人才流动在江南地域文学史上留下了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