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郭 平   文并摄

探新展

展品名称　伯椃虘簋

所属年代　西周时期

展出地点　本溪市博物馆

文物价值   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文物

本溪市博物馆正在展出的西周时期青铜器“伯椃（读háo）虘（读cuó）簋”，是东北博物馆的旧藏。器身和器盖上各有内容相同的28字铭文，是西周时期流行的祝福语。研究表明，这件文物或者同款至少在宋代便已出土，入藏宋代宣和殿，而且簋盖是宋代人仿制的。有意思的是，1978年，北京地区发现一件同款“伯椃虘簋”残件，被考古人员视若珍宝，从侧面反映出我省收藏的这件青铜器的珍贵。

辽博所藏青铜簋身世迷离

本溪市博物馆与辽宁省博物馆合作推出的“字途——中华传统文化系列教育展”重在展现文物上的汉字，自开展以来，每天都吸引大量的观众。其中有一件青铜器“伯椃虘簋”的器盖和簋身内壁的底部，刻有内容相同的28字铭文，受到观众的青睐。

辽博展览策划部副研究馆员温科学告诉记者：“伯椃虘簋为东北博物馆旧藏，与出土文物有着确切考古发掘记录不同，这件藏品缺少入藏时的相关记录，给研究工作造成很大困扰。”正因为无法科学准确地判断其身世，这件青铜器目前评级为国家二级文物。

伯椃虘簋通高27.5厘米，口径22.3厘米，底径24.8厘米，兽首形双耳，圈足下附三足，饰有垂鳞纹。整体造型精美大气，赏心悦目。

青铜器盖内和器内底分别铸有内容完全相同的铭文，共5行28个字：“白椃虘肇乍皇考剌公尊簋，用享用孝，万年眉寿，畯（读jùn）才立，子子孙孙永宝。”铭文中的第二个“子”和“孙”字采用了省略符号，因此28字铭文书写出了竖成列、横成排的工整效果。

关于铭文的内容，宋代以来有多位学者进行了研究考证，其中“白”当作伯，指的是爵位；“乍”是作的意思；“椃虘”是簋主人的姓名，他命人铸造了以他父亲“剌公”命名的簋，以示对先祖的敬意，希望祖宗能够保佑他们“万年眉寿”。从出土文物中人们知道，万年眉寿是西周时期流行的祝福语。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在《左传正义》中对此加以解释：“人年老者必有豪毛秀出者，故知眉谓豪眉也。”因此“万年眉寿”相当于现代社会健康长寿的祝福。“畯才立，子子孙孙永宝。”这句话也是一句祈福语，大体是保佑子孙后代能够一直守护好祖先功业之意。

本溪市博物馆在展出时，有意将上盖揭开，侧立，便于游客直观地欣赏盖内壁上的铭文，同时人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簋腹内壁上面铭文。经温科学提醒，记者仔细对比两处铭文，发现簋盖上的铭文线条短硬，笔画间留有较为明显的雕刻痕迹，而簋腹内壁上的铭文线条圆润，具有较为明显的铸造铭文特征。

由于没有确切资料，这件文物的身世至今是谜。目前学界可以确认的是，这件青铜器的簋盖为宋代补铸，盖内壁上的铭文为仿刻，它们与西周时期的簋身属于不同时代。

宋代古籍提供重要线索

在上世纪80年代，著名青铜器鉴定专家程长新翻阅史料发现，在由宋徽宗下旨编纂，北宋末年宰相王黼组织编写的《宣和博古图》中，收录一件名为“周剌公敦”的青铜器。

北宋时期，曾出现几位较有名气的青铜器研究者，他们留下不少精湛著作，如北宋史学家、经学家刘敞著有《先秦古器记》，北宋晚期重要的文字学家、书法家黄伯思编写了《博古图》。此外还有北宋画家李公麟的《古器图》，北宋哲学家、金石学家吕大临编著的《考古图》等，这些著作图文兼备，考证严谨。在他们的推动下，宋代青铜器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专门学科。

到了宋徽宗赵佶临朝掌政，正是北宋日薄西山、内忧外患之时。他在这“危亡无日”的紧急关头，却要粉饰太平。当时，瑞州上缴一批古铜器，其中有一口乐钟，看铭文是春秋宋成公铸造，宋徽宗觉得“瑞”“宋”二字，是他当皇帝的征兆，不惜花费重金成立“大晟府制造所”和“铸泻务”等专门机构，借用这口乐钟的样式，制作了大晟乐器。不仅如此，他还极力收集古铜器，先后得到古铜器2.5万件，为储存这些古铜器，他特地命人修建宣和殿收藏。宋徽宗时期的宣和殿可以称为是世界上最早又最丰富的青铜器博物馆。

在这一过程中，宋徽宗又命王黼组织编写了《宣和博古图》，这部图文并茂的宋代青铜器专著在宋徽宗大观初年（1107年）开始编纂，宣和五年（1123年）之后完成，全书共30卷，在青铜图像著录上具有开创之功，奠定了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基础。

“周剌公敦”就是这部书著录的。据介绍，簋自宋代以来长期被误释为“敦”，到了清代人们才开始考证出簋并不是敦，所以早期青铜器的著录中称为“敦”的器物，有很多件实际上是簋。

根据《宣和博古图》著录，“周剌公敦”的铭文不仅与辽博藏伯椃虘簋上的铭文内容、字形完全相同，外观样式也如出一辙，而且，明确记有“周剌公敦”“缺盖”。

以“周剌公敦”的发现为线索，研究人员在更多的古籍中发现了“伯椃虘簋”的印记。其中，宋代金石学家薛尚功编著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中有“剌公敦”并摹绘了铭文拓本；南宋金石学家、藏书家王厚之编修的《钟鼎款识》著录有“周伯椃敦”，认定“椃虘”为做器者的姓名；近代画家邹安在所著的《周金文存》中不仅著录了“伯椃敦”铭文拓本，还指出这件青铜器曾被清代书画家钱梅溪收藏，还认为他收藏的就是《宣和博古图》著录之器的原件。

据介绍，商周时期祭祀、宴飨用簋的数量少则二簋，多则十二簋，还有四簋、六簋、八簋等，都以双数出现。学界分析认为，如果辽博藏伯椃虘簋不是古籍中著录的原件，那就是宋代以来发现的同一组簋中的一件，问题在于，它是否还有“兄弟”存世？

第二件“伯椃虘簋”现身北京

1978年12月，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征集到一件残破的铜簋，残缺约1/5，外形缺耳残损，腹内铭文也部分残缺，满目疮痍。幸运的是，在相关部门协助下，文物工作者最终收集到了残片，还原成一件完整的青铜簋。簋腹内壁上铸有28字铭文，无论内容还是字体样式与辽博藏伯椃虘簋完全相同，如今这件青铜簋同样以“伯椃虘簋”的名称入藏首都博物馆，被专家学者视为重要的西周晚期文物。

人们以又一件伯椃虘簋现身为契机，进一步考证了铭文的内容，认为簋的主人“椃虘”是西周时期的一个管理奴隶耕种的官员。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宣和博古图》著录了宋代皇室在宣和殿收藏的自商代至唐代的青铜器839件，流传至今确实可靠的只有两件：兮甲盘和厚趠（读chuò）方鼎，二者都是存世青铜器中的珍品。

伯椃虘簋的出现，不仅帮助后人拼接出3000年前西周时代的历史记忆，更重要的是，一经确认其就是《宣和博古图》著录的“周剌公敦”，其意义和价值都无法估量，我们对这一研究工作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