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晶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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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汉学大师川胜义雄的著作《魏晋南北朝》展现了日本汉学界20世纪以来中古史研究的精华。本书在日本重印近20次，带来历史审美上的新颖视角，生动展现了一个不断扩容的华夏文明圈。

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宛如跳动的火焰，叠加、生长、燃烧、重生，王朝更替频繁，商业活动活跃，又因其文化的发展，知识阶层的形成，产生了纷繁的历史图景。

日本汉学大师川胜义雄是日本著名东洋史学者，京都大学教授，专攻六朝时期的中国史和思想史。他写就的《魏晋南北朝》一书可谓是给大众的经典通史，日本文库本重印近20次。川胜义雄以优美的可读性极强的文笔、清通的脉络展现了日本汉学界20世纪以来中古史研究的精华。他在书中阐释了他的学术观点：六朝是贵族制社会大发展的年代，也是一个文化交融发展的繁盛时期。

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是处于中国历史最为漫长的一段状态中，前后经历了四百余年的岁月。对于这个时代，川胜义雄认为此时中国开出了比欧洲还要华美得多的文明之花。将书法艺术推至登峰造极的王羲之、号称“画圣”的顾恺之，正是生活在这个时代，书法绘画被提升到了艺术的高度，对其加以评论的书论、画论也流行起来，成为自觉的文体。

这一现象是如何产生的？这就是《魏晋南北朝》一书面对的核心课题。川胜义雄阐述，事实上，西方世界在罗马帝国衰亡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就已没落、沦入黑暗时代；与之相比，中国的文明现象与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上古文明尽管经历了春秋战国漫长的乱世，不但没有断绝，反而还在维持其一贯性的同时，发展得更为丰富，范围更加宽广。这一点是如何做到的呢？作者做出了解释：一是，地中海的中心是海洋，中国的中心是横亘华北华中的平原。人类无法定居在海洋，容易因周边陆地的状况而改变性情，而定居内陆就相对不容易变动。二是，中国人意识中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三是，中国知识阶层的广阔与韧性，即使在政治分裂和战乱最严重的时代，他们仍能珍重守护古典文明并将其发展得更加丰富。

作者认为，在魏晋南北朝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具有丰厚教养的知识人家族。这样的文人阶层是在这漫长乱世中强韧地坚守着华夏文明，并进而使其发展壮大的中流砥柱。华夏文明的强韧性，正是源于作为其担当者的知识人的强韧。作者写道：“在身为第一流知识人的诸葛亮身上，可以感受到一种混合状态：既有侍奉刘备的任侠式主从关系，又有对刘备以三顾之礼来认可自己人格的感恩之情。但到刘备死后，他作为丞相全力以赴维持蜀国并部署对魏进攻。这一时期的蜀国，他作为文人进行的理性统治就要优先于任侠式的主从关系了。”

自东汉后期开始登场的新兴豪族，作者将其称为“豪族的领主化倾向”，但是，地方豪族不得不采取与自耕农共存之道，负担起文化指导的职能，发展为文人性的治理。那些身具儒家教养的官吏和读书人，在乱世中凭借着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作为名士而浴火重生，并以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制）为阶梯转化成为社会上层贵族，成为一个时代的社会主角。他们的地位本源上来自乡里社会的认可，与乡邑中的民众有着紧密的关系。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认为：“在文化思想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具有灿烂成就的。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当然不能忽略这些内容。”这个时期不仅出现了著名文学家、艺术家，而且出现了评论诗、文、书、画的著作。比如保存完整的有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萧衍等论书法的文章、谢赫的《古画品录》、姚最的《续画品录》等等。这些著作提出了有关文学艺术作品评论的理论，说明此时文学艺术的发展达到了较高的阶段。史学也有较大发展，修成了不少史书。西晋时期开始改变汉代把史书附于春秋之后的图书分类法，使史书成为四大部类之一，这种分类法一直沿袭到近代。历来被人称赞的前四史中，就有两部成书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至于马钧、刘徽、贾思勰、祖冲之等在科学技术上的贡献，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雕刻，各地石窟壁画等等，都是举世瞩目的成就。

《魏晋南北朝》一书译者在序言中评价本书为“跨越国境的文明史”。一方面，本书多次通过与欧洲史和日本史的比较来定位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中国史研究所具备的丰厚分量和独有个性，不同于以生产力发展水平理论和传统社会形态划分来理解历史的角度，能够带来历史审美上的新视角，成就了本书意味深长的基调，提供了一种认识历史的新颖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