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

近年整理书房，留下一书架旧报纸。回想我集藏报纸的习惯，始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也有几十年的光景了。那些年，报纸是最主要的信息来源之一，订阅量很大，如今剩下的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报纸常被说成是“易碎品”，在我这里，它有别样价值。它们为什么能够存留下来呢？总结一下，大体有三个取向：一是与工作相关的文字，如报道、评论、广告。二是个人的文字，如我的专栏文章。三是我感兴趣的一些文化故事。日常读报时，我会将刊载这些信息的报纸挑拣出来，堆放在办公室的一个角落。

十几年前在辽宁工作时，由于堆放的报纸越来越多，还遭遇一次办公室跑水，我曾请人整理一次，清除许多重复、破损的报纸，还做了大量剪报，粘贴出十几册报刊资料。后来我离开辽宁，搬迁时丢下许多书刊，也曾想将收存的报纸全部扔掉。翻检之际，深感报纸上的所记所闻，视角独特，内容鲜活，不可替代，不可再得。最终还是不舍，将它们挑挑拣拣，装箱带走，留存至今。

为写本文，我把旧报纸从书架上抱下来，一面为旧日的记录感动，一面为落满的灰尘侵扰，翻阅不足一半，我的呼吸已极度不畅了。好在一半的内容已经足够丰富，暂且以此为基础，完成本文写作。

下面根据我存报的“三个取向”，讲几段相关的故事。

其一，关于工作，回顾几十年职业生涯，留下记忆的载体不少，除了书刊、网络、笔记，再有就是旧日的报纸了。报纸的记忆内容丰富，文字生动，文章的表达形式与其他媒体多有不同。

先说一些名家的序言，通常会在报纸上转载。届时编撰者还会为序言冠以“花名”，汇集起来，颇为难得。例如：张岱年序“国学丛书”，1991年《光明日报》题曰《以分析态度研究中国学术》。李侃序“中国地域文化丛书”，1991年《光明日报》题曰《拓宽中国文化的研究领域》。刘心武序“新世纪万有文库”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1996年《中华读书报》题曰《一千年太少》。路甬祥序“BBC地球故事系列”，2000年《中国图书商报》题曰《勾人魂魄的地球故事》。路甬祥序“探索书系”，2000年《中华读书报》题曰《探索——追寻生命的意义》。

再说一些名家的书评，由于此类文字短小随意，事后他们的个人文集大多不收，旧报纸会成为唯一的记忆：舒芜评“书趣文丛”，撰文《执其两端谈书趣》，载1996年《中华读书报》。葛兆光评《周一良集》，撰文《学问的意义毕竟久远》，载1998年《中国图书商报》。陈乐民评“新世纪万有文库”暨《通鉴胡注表微》，撰文《开卷有益闲话》，载1999年《文汇读书周报》。姜德明评《万象》杂志，撰文《〈万象〉闲笔》，载2000年《新民晚报》。李银河、江晓原评“风化史系列”，以“作别西天的风月”为主题，李银河撰文《性的正史》，江晓原撰文《唯物的细说》，载2001年《中国图书商报》。李敬泽评《万象》杂志，撰文《散文的侏罗纪末期》，其中第三、第四节题目《〈万象〉：新文人的全球化表情》《前工业时代的文化遗址》，载2002年《南方周末》。

当然，报纸上留下的负面记忆也很多。比如梁从诫评《万象》杂志，在2000年《中国图书商报》上撰文《厘清事实》，批评施康强《应县照相馆旧事》一文是“凭幻想推演出来的一篇类似幻想小说的文字”。再如徐志钧评“新世纪万有文库”暨《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在2001年《文汇读书周报》上撰文《痛苦的李白》，批评此书错字太多。

报纸上还会记载一些难忘的事情，例如，1995年《沈阳日报》等多家报纸报道，7月12日北方图书城开业，辽宁教育出版社在那里举行“书趣文丛”第一辑毛边签名本拍卖会，丛书定价97元，起拍价150元，最终以600元成交。行家认为拍低了，最低价应该高于1000元。其实何止呢？这套书作者有施蛰存、金克木、谷林、唐振常、辛丰年、董乐山、金耀基、朱维铮、施康强、扬之水，如今有八位先生已离世，亲笔签字再难得到。再如，2001年9月17日新华社《今日新闻》消息：辽宁教育出版社推出《百年摄影经典》，《国家地理杂志》系列图书首次进入中国。还有，辽宁教育出版社在报纸上刊载图书广告，我集藏很多，其中丰富的广告词，已经成为一些出版专业研究生论文的研究题目。

其二，关于写作，上世纪8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后，就开始在科技报上试着写科普小品文。90年代，又在《沈阳日报》等报纸上，不定期撰写书评、随笔。1995年《光明日报》书评版为我开一个专栏，邀约写八篇文章。我自拟题目《蓬蒿人书语》，这是我从事专栏写作的开端。后来我在多家报纸上开过专栏，对我文化生活的引领与塑造，起到重要的作用，也留下许多难忘且有趣的记忆：

一是我出版的个人随笔集有十几本，它们的题目几乎都是专栏的题目。如《人书情未了》是《中国图书商报》的专栏题目，《蓬蒿人书语》是《光明日报》的专栏题目，《这一代的书香》是《中华读书报》的专栏题目，《书香故人来》是《辽宁日报》的专栏题目，《可爱的文化人》《我读故我在》《书后的故事》是《深圳商报》的专栏题目。也有更换的题目，如《新闻出版报》专栏《晓群书人》，结集出版时改为《前辈》，《辽宁日报》专栏《常识辞典》，结集出版时改为《阅读的常识》。还有一些未用或待用的专栏题目，如《书与人》《编辑的故事》《两半斋笔记》《月旦人物》《开卷》《低头思故乡》。

二是不能善终的专栏，原因不同。有的是因为内容，如《光明日报》后来又约我写八篇专栏文章，编辑命题曰《快语》，要求文章有棱角，针砭时弊。我写了《总编辑的理念》《选书的迷茫》《书以类聚》《不懂的价值》等，大约写到第七篇，我的题目是《重复别裁》，提出“重复出版”也不都是坏事，结果没发出去，专栏也停掉了。有的是因为时势变迁，如前些年在《深圳商报》上写《六十杂忆》专栏，写到40篇时，编辑通知我“还是写读书生活吧”，专栏题目改为《书后的故事》，又写到几十篇后搁笔。

其三，关于媒体的记忆，现在有了互联网的产生，有了智能手机的接入，有了各种网络媒体的传递，纸媒似乎已失去了必要的生存空间。但我始终认为，相对于纸媒的文化属性而言，载体的变化，不能简单称其为文化进步，最多是部分的替代或表达的丰富。而且这种变化，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传统媒介固有的、不可替代的东西。在我的集报中，有些文字的表达形式，依然保留着百余年报业文化传统的痕迹，它们始终充满活力，充满新鲜感，彰显着报人与纸媒的魅力。这些传统是什么呢？此事一言难尽，也不是本文论说的重点。且让我们从下面的故事中，做一点辅助的体会吧：

2003年沈昌文寄给我一份《新京报》，上面贴着一张便条：“北京新办的报纸。这是创刊号。文化版上有我的消息。沈”那里有一个整版的文章《沈昌文：我忏悔我的“不美”》。

2005年10月17日巴金去世，《文汇读书周报》21日用6个整版报道《高洁的灵魂在星空闪耀》，还有杨苡文章《Adieu！敬爱的先生！》Adieu是法语永别了。文章结尾处杨苡写道：“我的眼前呈现了这样掷地有声的誓言——我的爱，我的感情不会在人间消失！”28日该报又用七个整版报道《数千读者“悲怆”送别巴金先生》，还有黄裳文章《伤逝——怀念巴金老人》。

2005年10月6日，《南方周末》用三个整版讨论“科举废止百年”，文章有《激辩八股文》《科举废止前后》《发问，为了和谐的内心》。另外，我集存的还有该报2006年11月30日《作协年谱》，还有很多有趣的专题文章。

2006年2月24日张中行去世，多家报纸主题悼念。《中华读书报》：“世事如风文如山，斯人已驾鹤归去——书里书外张中行”。《南方周末》：“张中行：新星诞生已八十”。《中国图书商报》：“张中行：卷自都市柴门的老旋风”。

集报中，还有许多散载的文章，让人久久记忆：王学典《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年感言》，马勇《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朱维铮》，王学泰《不要盲目崇拜四库全书》，肖伊绯《二十四史的前世今生》，黄延复《陈寅恪怎样读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