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华筠

沈从文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25年的创作时间集结了80多部作品，《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1902—1947）》是一部沈从文评传，也是作者孙德鹏与沈从文之间的一次跨学科对话。作者以史学为点，用“乡下人”作为关键词回顾沈从文的前半生，在沈从文作品中重建近代中国的记忆，从湘西叙事找寻理解近代中国的另一种方法。

沈从文作品中的忧郁气质和伤感基调，独特的湘西叙事，那个时代难得的常情，以及挥之不去的水的意象等都值得人们反复讨论。《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1902—1947）》这本书中的“乡下人”是一个感通人物与人性的媒介性概念，没有任何蔑视意味。它标识出一种地域性的身份，可以理解为与不断变化的“城里人”相对应的概念。沈从文常说，自己为乡下人身份而感动，他们老实淳朴、待人热忱而少机心，可信赖。《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1902—1947）》一书用“乡下人”这一关键词串联起了沈从文前半生的生平与作品，既讲“乡下人”沈从文的人生经历，也讲他小说中的乡下人。

中国人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什么样的水，就有什么样的山谷和故事。湘西山高水急，林密雾多，浸润游侠精神与传奇志怪气氛。湘西亦多生活的韵味，“有桃花处必有人家，有人家处必可沽酒”。沈从文的底色是“世俗性”“自然性”。用沈从文的话来讲，那是“原人的性情”，像苗人水手的“原人性情”，“老实、忠厚、纯朴、戆直”。木竹环伺的乡里村寨，山歌喂养的灵魂，黄泥的墙，乌黑的瓦，轮回的水车，便是沈从文的乡下人世界。与乡下人共苦乐，是沈从文创作小说的一份诚意。

沈从文常在作品中与家乡父老秉烛夜谈，在水边，在船上或在炉火的微光里有人生可悯、人世可亲的字句，想象力也燃烧起来。沈从文的湘西叙事不是历史的忧郁碎屑，而是一种“液体性”的智慧，是理解中国的一种方法。他所写的故事，多数是水边的故事。他最满意的故事，也是水边的故事，像《边城》《长河》《小砦》《三三》《黑夜》，或者是船上的故事，如《丈夫》《船上岸上》《湘西》《湘行散记》。

两种思想在沈从文作品中铺陈出独特的中国近代性，一方面是由落后而求变，他说，“我想读好书救救国家”；另一方面是敏感于一切反常的新旧经验，他说，“进步正消灭掉过去一切”。这本书以“乡下人”为名有一语双关之意：一是沈从文向来自称乡下人，二是他的湘西叙事多取自乡下人经验。《三三》《山鬼》《厨子》《小砦》《黔小景》《巧秀与冬生》《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等作品实现了文学对历史的叙事性补充。这些故事与唐传奇的“亲历—制作”方式相近，有档案价值，可以当作“史料”来解读，其中隐藏着双重的“真实”：自我真实性与湘西的地方真实性，如金介甫教授所言，“从一个湘西人的观点来审察全部中国现代史，就等于从边疆看中国，从沈从文的眼光看中国。”

沈从文总是宣称自己是一个乡下人，这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成为他的“原体验”，为什么会这样呢？乡下人与他的作品是什么关系？乡下人的人生经验究竟意味着什么？1924年初，沈从文来到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旁听并开始创作小说。沈从文的小说是每个与山水为伴之人的生生死死，这些“私案”扩散开来，便是湘西的大小“公案”了。在70余本语带机锋的著作中，沈从文时而转身，时而分身，几乎跨越了所有年龄，所有身份，所有性别。他是伍娘、桂枝、三三、宋妈、王嫂；他是樵夫贵生，侦察兵熊喜；他是老实人自宽，他也是山大王刘云亭；他是他的母亲、妻子、孩子；他是转过身谦卑面对云麓大哥、四处寻找九妹的那个人；他是他生活的时代，也是他出生的那个故乡。

沈从文从浸润旧俗的湘西来到都市，转过头来看那里的生活，不能不感到痛苦。《新与旧》《菜园》《丈夫》《贵生》《菌子》《小砦》里表现了这种痛苦。他说，我想写雷雨后的《边城》，接着写翠翠如何离开她的家……作者写道：“阅读沈从文的快乐，不是去挖掘他头脑中的伟大想法，而是在细节中，在猎人或樵夫的呼吸中，我们得以重返森林。水与火意指不同的时间结构，水让人产生挽留时间的欲望，而火让人产生变化的欲望，加快时间的欲望。”

区别于以往的沈从文传，作者孙德鹏结合自身的法史学学科背景，以史学为点，用法学之力，撬动文学的杠杆。书中以沈从文的生平及对其作品的评述为主线，同时对其生活时代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进行还原，将文学评论、读书札记、社会文化史交织在一起进行讲述。作者为沈从文传记提供了另外一种写法，一些像意识流一样有感而发的句子，充斥在字里行间。

孙德鹏还在书中从小说文本内外推演沈从文笔下人物的人生经历，横向对比了鲁迅、契诃夫、列夫·托尔斯泰等作家笔下的小人物，探讨更为深层的“乡下人”的共性；同时，对沈从文的小说人物及意象展开更为广阔的哲学联想，让读者在那些触动人心的作品和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山水里看到了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