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军

年谱是按照年月顺序记载某一个人生平事迹和著述经过的著作。我国的年谱编撰源远流长，学界一般认为它产生于宋代。两宋以降，年谱编写一直受到重视，直到当今，新修的各类名人年谱不断问世，汗牛充栋，其生命力十分旺盛。

仓修良先生在《谱牒学通论》一书中，从撰写者角度将年谱分为三种类型，窃以为这三类在出版家年谱编写中都很值得重视。第一类是自撰年谱，即谱主生前将自己一生经历按照年月顺序谱写下来，或者自己口述，由他人代笔。这种年谱是谱主亲身经历，亲笔撰写，其价值不言而喻。在编辑出版家中，也不乏主动留下自己生平事迹文字者。笔者和曾建辉教授在撰写《中国出版家 周振甫》一书时，就充分利用了周先生的自撰年谱。周先生自撰年谱是他晚年所写，生前并未公开。后来他女婿编辑《周振甫学术文化随笔》时将其收录，才使我们得以知晓这份年谱。这个自撰年谱十分珍贵，资料真实丰富，但缺失的年份也很多，前后矛盾处也偶有所见。显然撰写年谱时周老年事已高，脑力渐衰，力有不逮。更多出版家如叶圣陶、王伯祥、舒新城、王云五、赵家璧等留下了日记、书信、回忆录等，均对据实编年、以年系事的年谱编写具有重要作用。

与自撰年谱不同，有些年谱往往由谱主的朋友、门人弟子和子孙所作。仓修良先生指出，真正的挚友和门人弟子，不仅对其朋友和老师的生平事迹记载详细，往往多有学术活动或学术宗旨的记录，其年谱学术价值自然就高了。仓先生所言主要是针对学人年谱。其实，出版家年谱若由谱主后人、门生故旧来撰写，得天独厚的条件也常常使其价值更高。我们熟知的《张元济年谱》由张先生哲嗣张树年编撰，后来的《长编》作者之一则是张元济先生嫡孙张人凤；而《邹韬奋年谱长编》的作者邹嘉骊正是韬奋先生的女儿。王云五年谱是他的弟子王寿南所编。我们以后编写出版家年谱，应该鼓励更多富有感情、熟悉情况，又有一定学术素养的谱主后人、门生参与其中。张人凤先生与柳和城先生合作编写《张元济年谱长编》，进而深度合作全面研究张元济其人其书及其事业，堪称榜样。

第三类年谱是由第三方的学者编修，这类属于年谱的大多数。对于这类年谱，仓修良先生以宋代为例做了阐述：“在宋代为孔子编年谱的大约有八家之多。而为唐代学者、诗人编年谱的就更多了，如杜甫年谱有11种，韩愈年谱有9种，白居易年谱有8种。这类年谱之作，显然困难较大，因时代久远，资料散失，大多靠文献记载，非得下极大的努力，深入研究，勤加考证，对谱主著作有较为深刻的了解，并且还要遍读与谱主有关联的人物著作，否则是无法作出有价值的年谱的。”在出版家年谱编撰中，资料缺乏的问题同样存在，这就必须长期搜集谱主资料、持之以恒地研究谱主。撰写叶圣陶年谱的北大商金林教授数十年来专注于叶圣陶研究，可说是“一生研究一个人”，所撰写的年谱就十分扎实，价值很高。上海陈福康教授几十年来对郑振铎“情有独钟”，一直不离不弃地在郑振铎研究方面深耕细作，著述宏富。他编撰的郑振铎年谱毫无疑问是最为权威的。

当然，以上三类年谱各有长短，如何取长补短，力求使出版家年谱内容丰富、考订精详，确实是需要不断努力的。真正优秀的出版家年谱要详细考订谱主家世背景、个人遭际、亲友关系、事业成就等史料，还要对谱主经历的重要事件，在文化上的重要贡献等展开深入的研究。当单个的出版家年谱达到一个规模、形成一定气候之后，如何以此为基础，展开近现代出版家群体研究，进而探究出版家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作用和意义，则是更高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