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 雪

提要

刚下过雨的青岛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味道。通往观象一路一号的台阶泛着油亮的光，远处那幢二层楼房的红色屋顶艳丽而醒目，近看铁门上的红锈也是湿润的。

时间永在流逝，80多年前，作家萧红就是在这里，完成了自己的成名作《生死场》。作为东北作家群代表人物之一，萧红一直是一个耀眼的存在。她命运多舛，一生颠沛流离；她于战火中离世，时年只有31岁；她一直坚持笔耕不辍，心中时刻对家国和人民的命运给予最深的关注和忧虑。她走过的所有地方，都会神情毕肖地纳入她的文字体系。

而彼时让她微芒初现的作品，正是一部《生死场》。

流亡者的行吟

“流亡”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母题。东北作家群作家正是在“流亡”中横空出世的，并完成了成长与蜕变。对于这些因战火被迫去往关内的东北作家来说，流亡开启了他们跨越地域界限、建立关系性的探索；同时关联着伪满统治下的生活记忆。多年后，人们更喜欢称他们为一群“孤独的行吟者”与“精神的守望者”。

萧红的《生死场》是典型的流亡文学作品。

《生死场》创作完成于1934年9月9日。作为“奴隶丛书之三”，1935年12月由上海容光书局初版。鲁迅作了《序》，胡风写了《读后记》。而它的前两章《麦场》《菜圃》曾首刊于1934年4月20日至5月17日《国际协报·国际公园》（哈尔滨）。

1934年6月15日，萧红、萧军乘日本轮船“大连丸”号逃到青岛。投奔先行到青岛从事中共地下党活动的作家舒群。此时，距离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快三年。

也就是说《生死场》起笔于哈尔滨，完成于青岛。

颠沛流离中，举目哀鸿。国土沦丧之痛一直在萧红心底翻搅，夜夜锥心。

1932年哈尔滨沦陷，同学给萧红的最后一封信上曾这样写道：“我们要做亡国奴了，我们高唱《满江红》，放声大哭。”“萧红在学生时期就参与了很多社会活动，培养了她忧国忧民的情感。”哈尔滨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宋喜坤从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了对萧红的研究，“她目睹和参与的那些学生运动，给了她自由开放的视野，也埋下抗日救国的种子。”

观象一路一号的外墙围栏由石头垒成，用以抵挡青岛的海风。小楼起于“观象山”北角下的一道山梁上，当年门口只有三条岔路，如今已经变成了六条。彼时这栋楼的左右两面都可以看到蓝色的大海。萧红时常穿着一身青布花格旗袍伫立在窗前，远处烟雾渐消，汽笛声中，她的刘海下游动着一缕飘忽的光线，她的目光飘向远方的故乡，飘向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

在宋喜坤看来，正因为离开东北，萧红才更有可能在文本中建构起民族意识的发生场景。

《生死场》前部分主要描写了四季循环的乡村生活片段：“毗连着菜田的南端生着青穗的高粱地林。小孩钻入高粱之群里，许多穗子被撞着在头顶坠下来。”后六章着重讲述村民的反抗故事：“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今天……我们去敢死……决定了……就是把我们的脑袋挂满了整个村子所有的树梢也情愿。”

此时此刻，曾经的“麦场”才真正成为“生死场”。

关内关外的“生死流亡”开拓了萧红的视野，人民的苦难和沦丧的国土使其理解自身和世界的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民族”“国家”成为她心底刻印最深的词汇。“故乡”固然承载着思乡和忧郁的情绪，但已有更崇高的情感，在她的脑海中迸发。

“麦场”上的飓风

在青岛的萧红一直坚持写作。《生死场》完稿的时候，萧红还给朋友朗诵了一二节。朋友给她的评语是“笔触还是清丽、纤细、大胆，好像一道牧歌”。

萧红的文字有自己独特的美学结构。《生死场》有叙事散文的质地，而到了《呼兰河传》就变成了绝美的抒情散文。“萧红的文学创作和东北作家群其他作家一样，有一种盲视创作的感觉，荣格曾经说过，创作应该分为心理型和虚幻型，也就是说一种是有意识，一种是无意识，而无意识创作就是源于盲视。”宋喜坤说，萧红就是在用一种“盲视”的方式进行创作。

在《生死场》里，萧红为我们构建的是一个混沌粗犷的东北乡村风景。“高粱地像要倒折，地端的榆树吹啸起来，有点像金属的声音，为着闪的缘故，全庄忽然裸现，忽然又深埋下去，全庄像浮在海上的泡沫。”这种人与自然光影混融的画面，有着丰满的魔幻味道。萧红太熟悉这片土地了。哪怕在四处流浪、羁旅天涯的岁月里，家乡的人和情也都镌刻在她的脑海里。

“《生死场》是很具有时代性的，萧红在作品里更多的是想写自己熟悉的东西，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个体生命体验。在九一八这个特殊时期之后，她的作品内容就顺理成章地形成一个创作体系和主题。” 宋喜坤说。

“太阳的光线渐渐从高空忧郁下来，阴湿的气息在田间到处飘走。”“哭声刺心一般痛，哭声方锥一般落进每个人的胸膛。一阵强烈的悲酸掠过低垂的人头，苍苍然蓝天欲坠了！”这些色调偏冷，镜头缓慢的语言，爆发出强大的力量，成为席卷“麦场”的一场飓风。

哈尔滨南十六道街和靖宇街的十字路口人声鼎沸，路边传出一阵歌声，歌词里有一句是：“不知道你还记得我吗？”旁边的玛克威商厦就是当年萧红被困的东兴顺旅馆，萧红曾站在窗边，看着楼下张扬走过的警察，骨瘦嶙峋的母女，衣着时髦的俄国女人，那一年哈尔滨发大水，她从这里跳出去，开始了地理和文字上的漂泊。

故乡从此永在她身后，但她从未忘记。

关于女性的“素描”

萧红曾说过，“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萧红的作品中，对于底层女性的描写始终贯穿始终，而她们的命运大多是悲惨的。

在《生死场》中，萧红塑造了很多女性形象，“不会抱怨”的麻面婆，“她的心像永远贮藏着悲伤似的，她的心永远像一块衰弱的白棉。”说话“总是发着猪声”，在萧红看来，这种类似失语的状态使底层妇女失去了自我表达能力，她们对于自己的痛苦无从言说，也无处言说。曾是打鱼村最美丽女人的月英，在疾病和贫困的折磨下，“她的眼睛，白眼珠完全变绿，整齐一排前齿也变绿。”金枝和成业的幽会里也完全没有爱情的成分。人的生育如同动物繁殖一样盲目，生命的意义已经失去。

《生死场》里萧红对于女性的命运更多是哀其不幸，她用这样的方式透视乡土生命本质的起点，反映女性在男权社会的苦闷和彷徨。“萧红对女性的命运的关注，也是对民族劣根性的关注。”宋喜坤说。

萧红的人生也充满苦难，逃婚，丧子，失恋，她把自己的感触融入笔端，奔突于布满血泪痕迹的苦难旷野，以沉重的心理去考验生命的力度。她撕开伤疤，传递时代风暴下女性生活的艰难，而她对于女性命运的探索与思考，正是她对“愚昧”发出的声嘶力竭的呐喊。

“年盘”转动起来了

利哈乔夫说，作家要想写出有价值的作品，就必须与外部现实发生深刻联系，要看见人们眼中的泪影，听见他们内心的哭泣。

在宋喜坤眼中，萧红的作品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启蒙之光和民族精神。《生死场》前半部分芜杂地呈现了原乡风景，人们忙着生，忙着死，麻木地生活在焦土之上。“《生死场》里有各种各样的生与死，而死居多，被摔死的孩子，病死的月英，等等。”宋喜坤说，作品的后半部分才是民族“觉醒的最初的阶段”的真实记录。“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今天……我们去敢死……决定了……就是把我们的脑袋挂满了整个村子所有的树梢也情愿。”那些民众在长期生生死死中积压的仇恨和力量，汇聚成本能的反抗，萧红将这股模糊的、屈辱的、被损害的力量引向具体可感的民族认同。

这些原始力的积淀，就成为民族反抗力量的最初来源。

当《生死场》带着凄厉狂野奔突出来，为文坛吹来一股强劲的东北风时，人们也看到了沦陷区最纯粹真实的血泪画面，开始切实地意识到东北的沦陷是我族我土被侵害，这种阅读的过程也成为民族情感习得的过程。而其更深层的意义，是催生了因抵抗侵略而从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为反帝抗日的爱国热情。从此，“民族”和“国家”深深嵌入每一位国人的文化基因。

在民族危亡、国事蜩螗之际，萧红以透彻的视角审视着国民灵魂在战火中的麻木和觉醒。她在血泪交织的土地上呼唤奋起抗争的灵魂，在坎坷不平的车辙中，探索民族的出路，亦从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中，寻找最初的星火。

于是觉醒的“年盘”就这样转动起来了，正如鲁迅在《序》中所写，“奴隶之心终于开始碎裂”，人们开始有了“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马迭尔旅馆门前的大时钟孤独地挂着。漫步在中央大街上，向北望去，松花江就是这条街的尽头。年轻的萧红也曾这样走着，头上系着她最喜欢的蓝绸带，她越走越远，身后绵延着一路的星光。在此后数年如一日的白夜里，那星光融汇成轻柔而遥远的光河，无法触及却依然照耀着我们。

那光，曾点燃闪电，亦曾声震人间。

专家支持

宋喜坤，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哈尔滨师范大学现代文学教研室教师。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人社部人力资源课程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