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晓丽

提要

九一八事变后，曾经诞生过一支年轻的作家队伍，他们挟着北国风雪的身影，背负深受亡国之痛的3000万东北同胞的悲愤与控诉，开始创作抗日作品。他们以恢宏刚劲的气势闯上文坛，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东北作家群”。

多年专注研究东北作家群的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文艺评论家白长青把这个特殊的群体比作他心目中的北斗七星。他说，北斗七星在星空中也许并不起眼，但它们总是坚韧地围绕北极星转动。这就是奋争的精神，是对目标的永恒追求。它们高悬于北方，给人以温暖和光亮。

流亡者的歌与哭

记者：东北作家群诞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些作家诞生在东北这一隅，在九一八事变后纷纷流亡关内。时代的风云骤变对他们造成了太多的不幸，那个黑色的“九一八”给他们带去了怎样的命运？

白长青：文学，是时代母亲的儿子。恰是时代的巨手，造就和影响了上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东北作家群。处在历史巨变的前夜，在祖国的东北角，各种政治、经济与文化势力激烈地碰撞与角力。当时东北的文坛上，五四运动所拓荒的东北新文学正在蓬勃的发展，五四新文学、外国进步文学广泛传播，一些思想进步的年轻作家开始了他们早期的文学活动。

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炮声，东北沦陷，东北作家群中的大部分作家目睹了这一国土沦陷的过程，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屠杀、凌辱中国人的暴行。东北人民的呻吟、挣扎和鲜红的血，刺痛着这些青年作家的心，严峻的现实让他们无法沉默，他们无法接受留在东北当亡国奴的命运，于是，他们纷纷流亡到关内，离别家乡，开始了浪迹天涯、寻求解放之路。

一路的流亡、忧虑、彷徨……个人的不幸和祖国的不幸，个人的命运和整个民族的命运，突然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些青年作家焦虑着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他们此刻再拿起笔来，不仅仅是为了救自己、找出路，更多的是为了救祖国、救民族、救东北。可以说，正是九一八事变直接催生了东北作家群的诞生。

记者：他们的文字中，总是萦绕着对故乡的思念，作为失去家园的流亡者，故乡东北是他们笔下不竭的创作源泉吧？

白长青：亲身体验的国破家毁，以及被侵略、被凌辱的痛楚，成为作家们从事文学创作的不竭驱动力。他们流亡到关内后，故园的屠杀和烽火在心中交映着，流亡者的悲哀和憧憬交织着，这种流亡中的“回忆文学”，成为他们艺术风貌的一个鲜明特征。

正如文艺评论家李健吾诗一般的点评：“萦回在他心头的玫瑰凋了，他拾起纷零的幻象，一瓣一瓣，缀成他余痛尚在的篇幅。”文学创作中的这种“回忆”的特点，本是作家在创作活动中所常见的，但在东北流亡作家身上，又呈现独特的面貌。在作家们创作的同时，现实一直在发生着巨变，他们的情感也随之延伸、激荡，伴随着新的生活经历而愈加深沉和升华，这些都使得他们的作品更丰富、更生动、更诗化了。

先声者的走与奔

记者：都是二十出头的年纪，漂若浮萍的他们是如何在人才济济的关内脱颖而出，联袂站在文坛之上？

白长青：在“九一八”的硝烟刚刚散去之后，在全国抗日高潮即将到来的前夜，从祖国的东北走来了这群作家，背井离乡、颠沛流离。流亡关内的新的生活感受，极大地拓展了他们的视野，他们将自己的创作，自觉地融入民族解放的洪流中去。那些无家可归的游子们，率先弹奏出流亡者之歌。他们的作品，真实地反映着故园发生的事情，使全国同胞对东北的现实有了更真切的了解。

东北作家群的作品最早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在上海。在那里，东北作家最早发出了抗日文学的先声。1932年，李辉英在丁玲主持的“左联”刊物《北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最后一课》，这也是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第一篇描写东北抗日救亡的小说。其后数年，作家萧军、萧红写出了《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舒群写出了《没有祖国的孩子》；罗烽写出了以沦陷后的沈阳为背景的短篇小说《第七个坑》；骆宾基写出了表现东北早期抗日游击队生活的小说《边陲线上》；马加写出了《寒夜火种》；端木蕻良写出了《科尔沁旗草原》，等等。

记者：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来自东北的青年作家集体流亡，他们的呼声，他们的奔走，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怎样的冲击？

白长青：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东北作家群的崛起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具有时代标志的意义。它是中国抗战文学的先声，它像报晓的雄鸡，宣告了中国全民族抗战文学新时代的到来。它在上世纪30年代初狂飙式地崛起，进入40年代后开始平静地消失，虽然只有短暂的十余年，但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东北作家群作家所描写的事情，随后也将在全国发生，东北的现实使人们意识到中华民族已处在危亡时刻，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全民族抗战意识的觉醒。现代文艺理论家周扬谈及东北作家群对中国抗日救亡文学的推动作用时说：“《八月的乡村》与《生死场》的成为轰动，以及一切的抗战救亡的题材的作品的流行，正表明了民族革命高潮中新文学的必然趋势。抗战以后的文学就是顺着这个趋势而更向前发展了。”

记录者的鼓与呼

记者：以笔代戈，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是流亡上海的东北进步作家的榜样、伯乐和导师。他对这些青年作家的呵护与关爱，是否因为预见了他们对民族命运的影响？

白长青：东北作家入关后，一些主要作家，如萧军、萧红、罗烽、舒群、白朗、金人、李辉英等，不约而同地奔向上海，聚集在“左联”内。上海的“左联”以长者的关怀培植这些来自东北的青年作家，为他们施展才能创造良好环境。

鲁迅先生扶病弱之身为《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作序，并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安排出版。鲁迅大声喊出“我们还决不是奴才”，东北作家也在呼喊：“我们决不是奴才。”鲁迅和他们的心是相通的。鲁迅认为，在当时的上海，在中国，就需要这样投枪式的作品，唤醒“奴隶”们的“麻木的”心，挺直民族的脊梁。东北作家群作家的抗争精神反映到创作上，令鲁迅先生欣喜不已，他清醒地看到了这些作品的价值，正是彼时民族最急需、最适时的文学作品。

记者：东北作家群作家的身上，往往有着一致的文化倾向和艺术理想，有着深刻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他们给今天的我们以什么样的启示？

白长青：东北作家群作家们的创作，鲜明地体现在它的时代性、民族性、人民性上，有一种承继民族精神，迈向未来的气势。他们紧紧抓住了潜伏于人民心底的那种对祖国命运的忧患意识，将其与生活的现实结合起来。在他们的笔下，东北人民的苦难和鲜血，他们的反抗和斗争，都焕发了巨大的文学价值。同时，他们的创作将民族危亡的“唤醒”意义与承继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相统一，在实践中继承了“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将中国抗日救亡的新文学主题，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已经逾越了单纯的东北地域的概念，影响甚至跨过了国界，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意志的象征。

正如诗人穆木天所言：“我们要在这个大时代中，作一个洪亮的回声，作一个清醒的喇叭手，民族的生命已燃烧到白热。”东北作家群在时代的洪流中，勇敢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就是适应时代，把握人民的需求，迎接挑战。他们怀着对救亡与革命的无限热情，愿意以“伟大的民族叙事诗的渺小记录者”身份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