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晓丽

提要

云层隔绝了阳光，走在雨中的上海宛平路，仿佛走进了漫长时光。

1936年的这条街，应称为“汶林路”。南方的酷暑，叫人坐不住椅子，但19岁的骆宾基在这里度过了5个多月孤寂而闷热的生活。他用睡眠熬过白天的燥热，在漫长的夜书写遥远边陲。在那燥热的尽头，他的小册子也写到了尽头，那是边陲线上独有的景象：“黎明晨色中插在远处巅峰的旗帜，更有劲地在狂风吹袭中，庄严而勇敢地摇摆着，摇摆着，极其迅速地摇摆着。”

彼时的他，盼望着这本书成为那巅峰的旗帜。

错过，是为了更好的相遇

“一般来说，晚降临人世，就要迟走向人生。”这句话饱含了惋惜、遗憾，常常引人叹息，但研究骆宾基30余年的宁波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硕士生导师常勤毅讲这话时，却有些敬服的意味在。

骆宾基，原名张璞君，吉林珲春人。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边陲线上》《幼年》、小说集《骆宾基短篇小说选》、专著《金文新考》等。

在东北作家群中，骆宾基是名副其实的“后生”。及至《边陲线上》完稿，萧军、萧红等作家早已名扬上海。常勤毅说，年纪虽轻，骆宾基却有不甘落后的韧性、志气和雄心，“有月亮不摘星星”，他要闯出自己的路。

鲁迅的推荐，就是骆宾基想摘得的“月亮”。1935年，辗转哈尔滨的骆宾基，得知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在鲁迅的帮助下出版并震动文坛的消息，看到了前路：一条从哈尔滨逃亡上海，通向以鲁迅和茅盾为中心的左翼文坛的道路。

1936年7月至9月，鲁迅在日记上三次记载“得张依吾信”，“张依吾”即骆宾基。长篇刚写完前两章，骆宾基就寄给了鲁迅，然而此时鲁迅已经重病在身，《边陲线上》与鲁迅擦肩而过，是骆宾基一生的遗憾。悲痛过后，他将书稿寄给了茅盾，自己则投入火热的报告文学创作当中。茅盾很快给骆宾基回了信：从《边陲线上》的“氛围气”看得出作者的笔力和未来，并同意介绍出版。然而，即使茅盾的再三推荐，种种因素导致出版遥遥无期，书稿甚至差点毁于战火。终于在茅盾的第四次推荐下，小说得以在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命运的捉弄令人感叹，常勤毅却深信：“错过，是为了更好的相遇。”拿起报告文学这个战斗武器的骆宾基，旋风般追踪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描摹战争风云，创作出《大上海的一日》与《夏忙》两个报告文学短篇速写集，还有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东场别动队》。茅盾读了《大上海的一日》后，盛赞：“这样用血用怒火写成的作品，读者自能认识它们的价值。”

灯蛾似的，飞扑向前

后起之秀，如何突破前者的光芒？《边陲线上》或许可以提供范本：你会在关东的大山里遇到心刚命苦的乡亲，在寒冷的东北冰河上对话好酒的俄罗斯人，在春日的原始丛莽中欣赏朝鲜人蘑菇形的草屋……常勤毅说，在抗战时期的东北作家中，恐怕没有哪位作家能像骆宾基那样自觉、自然地表现多民族文化，不论是日军边境屠杀现场飞来的俄国境内的子弹，还是日本侵略者对汉、朝两族关系的不断挑拨，都是作者对多民族文化的观照。

作者荡开大笔，将发生在珲春的事件在大容量、长篇幅、多人物、复杂情节和多重主题的长篇小说中反映出来。常勤毅认为，骆宾基已站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写抗日斗争，他兼具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同时秉持着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当时少有的。

《边陲线上》的独到之处还在于对抗日义勇军的现实主义描写。对比《八月的乡村》等作品中塑造的义勇军形象，骆宾基的描写更符合现实。小说的结尾处是浪漫的：激烈的战斗中，“在灰色霾云满布的晨气中，一杆极小的红色旗帜，插在很远的两峰夹峙深处的山尖上”，“一群人灯蛾似的，发狂地向沸腾着的人喊马鸣的山峰间，飞扑过去，提了他们的空枪筒和斧头”。作者让正义力量的代表刘强率残部与朝鲜红党汇合，继续抗日。

“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鲁迅认为革命者当如是，恰如骆宾基心中的革命者，为理想，灯蛾似的，飞扑向前。

两个故乡，隔着生死

骆宾基是山东移民的后代，父母日常生活中种种恋乡的情结必使他耳濡目染，留下烙印。1986年，读研究生的常勤毅叩响了位于北京前门西大街的骆宾基的家门，带着点儿山东乡音的骆宾基，看到河北移民后代、哈尔滨出生的常勤毅，一下就找到了共同点。

可以说，移民身份是骆宾基文学世界的漂泊烙印，“海南家”是其中的关键词。“海南家”即渤海之南的山东老家。常勤毅说，《幼年》《乡亲——康天刚》《边陲线上》等作品中，“海南家”对游子们所具有的巨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令人吃惊。这条强劲而又神秘的看不见的命运之线，拴系在每一个游子身上，不管他们走得多远，不管异乡多么富庶，最终总要“落叶归根”。

在《边陲线上》沦陷的小镇里，挣扎生存的山东移民同当地人不同，他们在遥远的“海南”有自己的家和根。此时的关东已非发财和实现梦想之地，他们看似有另一个选择：摆脱这日益残酷的环境和异族统治下的奴隶身份回家。然而，事实却相悖，他们由于种种原因，又难以离开东北。

“自从离家到关东，心比天更高，命比纸还薄”，小说中移民们所唱的乡曲小调正是作者笔下刘房东、老张等各类山东移民的判词。嗜财如命、自私自利的刘房东被逼死前，就盼着“天老爷保佑吧，让刘强快些回来……回海南……一定回海南去”。贫苦的老张悲愤绝望地说：“我二十一岁‘闯关东’，十三年没有回海南老家了……我半年多没有给老娘汇钱……”

常勤毅认为，骆宾基在《边陲线上》中对“海南家”的浓墨重彩，不只为表达思乡之情，更为着两个故乡之间，隔着生死，隔着战火：一边是严寒的、残酷的亡国奴生活，一边是温暖的、和平的、有尊严的生活。对“海南家”的向往，正是对民族解放的渴求。

男主角，一直在成长

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艺术是创造性格的工作”。常勤毅深有同感：“刘强、康天刚、邰浩然……瞧瞧这些刚强浩然的名字，你就知道骆宾基属意的男主角该有什么样刚强的性格。”

初试莺啼，《边陲线上》在人物塑造和表现生活方面，自然有它的稚嫩之处，但总归瑕不掩瑜。在常勤毅看来，骆宾基以九一八事变后为学生讲都德《最后一课》的小学老师白书泰以及身边许多参加抗日义勇军的同学的经历，为读者塑造了一个“强者”的形象：具有民族正义感，心胸豁达，任何情况下都能自警、自省、自励、自觉抵制落后思想腐蚀的几近完美的壮志待酬的热血青年刘强。

“杀猪老关知道救国。我呢？……我不能这么的躲避在家庭的翅膀下过活呀！”“我不能让家庭的感情缚住了灵魂的自由。神圣的民族革命是同自己的呼吸一样的迫切和需要……人们全都投入这生命的洪流里，我可不能作——阻碍水流的山石……”机缘巧合下，富人之子、知识分子刘强毅然踏上了抗日救国之路。

面对“救国军”中的种种弊病，面对敌人的封锁、瓦解，刘强努力寻找出路，他的自救、自我升华体现了作者对于“强者”的精神要求。义勇军弹尽粮绝时，面对要不要向朝鲜农民收粮食捐的问题，他思考：“那么我们为了这些人，就不收粮食捐吗？可是救国工作就必定垮台……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让人不可避免地联想到哈姆雷特那句名言：“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小说的高潮部分，投机、厮杀、叛变、呐喊……在各种声部的交响中，刘强唱响了希望之音，让众人在砍断将要捆绑他们的绳索中，看到了红色的旗帜……

“在骆宾基的文学世界中，刘强并不孤立，在康天刚、邰浩然的身上，都有刘强的性格。”常勤毅最欣赏《乡亲——康天刚》中“有月亮不摘星星”的康天刚，他身上有刘强那种“倔强”的性格，却不再是强者性格的简单重复，在命运极端凄惨的悲剧中，“到底没有俯首认命”，在“爱生活中最美的”追求中，完成了生命的超越。

这种追求，延续在作者身上，仍然是“有月亮不摘星星”的雄心。

专家支持

常勤毅，宁波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硕士生导师，宁波财经学院人文学院教授。著有《骆宾基：时代与政治洪流里中国现代作家的一种范型》《骆宾基论》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