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 颖

提要

“忧郁”是他的性格特征之一，也代表着他的文字性格。“忧郁”的性格，既与他的身世、个人经历有关，也离不开他生活的时代背景。他亲历家族在历史车轮下跌宕起伏之变，目睹了科尔沁旗大草原上农民的悲愤情仇，写出了以九一八事变为历史背景的东北农村的真实生活状况以及东北民众的斗争与反抗。

1933年，21岁的端木蕻良只用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32万字的史诗性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小说在1939年正式出版后便引起了轰动，是端木蕻良早期代表作之一。

家族的写实

这是每个鴜鹭湖畔的子孙们，都能背诵的一段记忆里的传说，这是记忆里的永远不能忘记的最惨痛的记忆。 ——《科尔沁旗草原》

小说开篇即出现的“鴜鹭湖”正是作者端木蕻良出生的地方，此外书中提到的东头道沟、淘鹿、苏家屯、古榆城等地也是端木蕻良家族真实生活过的地方。难怪《科尔沁旗草原》被称为作者半自传性质的小说，因为书中很多场景和人物都是来源于端木蕻良家族真实的历史生活。

“200年前，山东水灾里逃难的一群，向那神秘的关东草原奔去。”这是书中对丁家祖上闯入昌图的一段描写，也是端木蕻良先人迁徙的轨迹。清康雍年间，大批失地农民涌入东北以求生计，以山东、山西居多。端木蕻良的先人从河北进入昌图后，在这里开垦土地，占牧为耕，积累起家业。祖上在这里生活了五辈，到他这儿是第六代。

著有《端木蕻良年谱》的学者曹革成说，21岁的端木蕻良，把自己家族的无数往事揉碎掰细，一一纳入了小说的情节之中。端木蕻良说，“书中有他所有的记忆，从有记忆的时候起就熟悉了这里的每个故事。在不能了解这些故事的年纪，我就熟悉了它。”

《科尔沁旗草原》里面有端木蕻良故乡的影子，有他小时候看过的云彩和旷野，有他看过的老人的絮叨和少女的哀怨，有父母亲的影子，尤其是母亲的遭遇和苦恼，更有端木蕻良自己。

主人公丁宁是一位地主阶层的有知识的青年。他一边带着对家族开发史的崇拜与敬畏，一边带着对家族罪恶的忏悔与斥责，两者交织，把他紧紧束缚住了。丁宁的率真与单纯，彷徨与痛苦，都是作者亲身经历过的，因而能写得那么深刻，那么准确。

或许正是对家族罪恶的斥责之情铸就了端木蕻良追求并想要走出这片土地之边界的毕生执念。奈何草原的地域过于辽阔，总是望不到边界。于是他只能忧郁地看着那土地的边缘，直到最后身体离开，但情感上却一直牵挂着这片土地。

晚年的端木蕻良曾经回忆《科尔沁旗草原》这部作品中人物原型和情节来源。他说，在当时战乱的情况下，一来顾不上去细细地追忆、甄别；二来写这个东西，主要是剖析家乡清末民初的社会形态，写出两个“大崩溃”：之一是东北家乡如何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走向崩溃的，之二是他父亲一族老老少少是如何走向灭亡的。

土地的吟唱

这里，最崇高的财富，是土地。土地可以支配一切……于是，土地的握有者，便成了这社会的重心。地主是这里的重心，有许多的制度，罪恶，不成文的法，是由他们制定的，发明的，强迫进行的。用这重心，作圆心，然后再伸展出去无数的半径，那样一来，这广漠的草原上的景物，便很容易地看清了吧。 ——《科尔沁旗草原》

端木蕻良对北方的乡土大地有着一种特别的依恋和热忱。自登上文坛以来，这位科尔沁旗哺育的小说家，一直都在为土地吟唱，土地是他创作的生命之根、精神之源，“在他于文坛崭露头角的岁月，几乎是朝朝夕夕思念着和招祭着科尔沁旗草原和鴜鹭湖的精魂。”

他笔下的土地形象有时呈现为广阔的草原、汹涌澎湃的大江，有时又演化为忧郁的鴜鹭湖、古老的风陵渡、塞外的远山、急流奔涌的浑河……

在《科尔沁旗草原》中，端木蕻良通过一幕幕富有时代感和地方色彩的场景，将乡俗、民情、自然风貌、文化传统融汇其间，使小说成为一部包容“九一八”前东北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与风俗的宏大史诗，揭示了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农村阶级力量、社会力量的对比与消长，以及东北农村经济走向凋敝破产的现实。

“一年到头地从早晨忙到晚上，剩不了那一筷子头的落想。”

“一个甜蜜的黑夜过去，太阳用着它万里的红色涂满了大地，照着那肥腴的土壤里，一片黄金。晚高粱竭力地吸收淀粉质，趁着秋阳来度穗子。”

“他看清了庄稼人，都借着咱们钱，钱压着他，他不种地怎的，他不种上秋拿骨尸还钱。”

端木蕻良认为土地给了他一种生命的固执。土地有着的忧郁、沉郁，极为猛烈地传染了给他。这使他感到沉厚和真实，也正因如此，他感觉自己身上负载了很多东西。

正如他所写的：“我在这大草原里，我悲叹的人物太多了，我感伤的景色太多了，我一定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我的魄力，我的责任……”

国家的大义

从今天晚上北来的误点的走回来的老客说，北大营让日本占了。商埠一带都退光了。

日本兵今夜十二点要进占全南满线的各大城。

可是中国胡子由老北风领头自己编为义勇军了。说非攻到沈阳不可，连夜赶，一城一站，所以今天下了古榆城来了…… ——《科尔沁旗草原》

在《科尔沁旗草原》接近尾声的时候，作者才徐徐展开另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到来——九一八事变。

作品中描写了人们讲述的当时沈阳城中的情景：“中国的兵士被人掳去，当土埋了。手还在地皮上伸张，摇动，企求救援，企求苏复。可是一个黄褐色的大皮靴又拖着枪刺在上边踏过去了。”

端木蕻良在陌生的异乡写下了这段悲惨的文字，带着浓郁的乡愁情绪，作者想要表达的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在家乡肥沃黑土地肆无忌惮地践踏的罪行的仇视和愤恨。

只有仇视和愤怒不够，还要坚决的反抗。端木蕻良笔下的反抗是以东北人强悍的体魄和野蛮叛逆的性格作为先天条件的。小说的反抗者们通常是受压迫最深的农民。如书中最有反抗精神的大山的形象：“古铜色的皮肤，鹰隼样的、黑绒镶的大眼……铁腰，栗子肉。”“那栗色的野马的健康的和有趣的强大的人……像有无限坚挺的弹条在向半天空弹越似的那么有力量。”

然而仅靠匹夫之勇是难以救国救民的，所以端木蕻良又赋予他们思想的力量。大山之所以成为草原真正的拯救者，是因为他受到共产党先进思想的影响，“穿长筒马靴的俄国人”暗示着他已经受到先进思想的洗礼，萌生了阶级意识，学会了集体斗争的方法。

“杀一家人有用吗？古榆城也不止他一个老丁家呀……他父亲已经被现实压垮、累死，而老丁家作为大地主的权威优势却丝毫不见损毁。他意识到，仅靠个人的力量解决不了农民群体被压迫、被剥削的现状。他明白只身寻仇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大山影响身边的农户们，草原上吹进了启蒙的新风，斗争也迎来了新的高潮。

《科尔沁旗草原》在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变革中落幕。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土匪老北风在东北劫富济贫、募兵抗日，所到之处一呼百应。在古榆城他将“胡子”收编为义勇军，举起了“天下第一义勇军”的义旗，将斗争的剑锋直指日本侵略者。

端木蕻良最终还是抱着乐观主义的态度，认为东北农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必然崛起，焕发出“粗犷强韧的灵魂”，正如小说的结尾，“不久，天必须亮了。”

专家支持

曹革成，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长篇人物传记《我的婶婶萧红》《端木蕻良年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