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斜口端宽8.7厘米,平口端宽5.6厘米,高10.8厘米,一直以来,没有人知道它的原型和功能,只标注为斜口筒形玉器。
②河南贾湖遗址出土的龟壳和内装的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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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④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的两种玉龟,都位于墓主腰部位置,整体呈龟状,背甲有钻孔。出土时,有玉签插于其内。
本报记者 谭 硕 文并摄
新成果
红山文化出土一类呈筒形、斜口玉器,统称为斜口筒形玉器,一直以来,研究者对其造型的原型和功能提出各种假说。2007年,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的3件玉器与斜口筒形玉器相似。研究表明,这类玉器与龟有关,被称为“玉龟”或“玉龟状扁圆形器”,它为破解红山文化斜口筒形玉器提供了新思路。郭大顺表示,斜口筒形玉器应当称为玉龟壳,用于占卜。
1 安徽出土玉龟为玉器研究提供新思路
“斜口筒形玉器是红山文化玉器中最常见的一种玉类,仅牛河梁遗址就出土了23件。传世和各地收集的有20余件,海外收藏的红山文化玉器中也多见这种斜口筒形玉器。总计超过了50件,这对数量有限的红山文化玉器来说,属于大宗。”著名考古专家郭大顺向记者介绍,“与其他玉器相比,斜口筒形玉器器形简单,无纹饰,中空,一端是斜口,一端为平口,平口处有钻孔。其原型无从说起,因此一直被视为既无所本,也无来龙去脉的一类玉器,与其他红山文化玉器之间也缺少必然联系,这对十分讲究对物体造型,特别是对动物造型在写实基础上加以高度抽象化的红山文化玉器来说,似乎有点格格不入,一直困扰着研究人员。”
2007年,在远隔千里的安徽凌家滩遗址,考古人员发掘到一座未被干扰的新石器时代大型墓葬。这座墓葬随葬玉器数量达200余件,其中有3件玉器造型特殊,引起了发掘主持人张敬国以及台湾玉器专家邓淑苹、黄翠梅等研究人员的关注。
张敬国曾写下它们的出土情况:“在腰部正中位置,放置有1件玉龟及2件一端为平口、另一端为斜口的玉龟状扁圆形器。”“这三件器物在墓主腰部呈扇形放置,最东端的玉龟形器完整,腹腔中空,腹甲还琢刻成龟甲样式,可以认定为标准的玉龟形器。”张敬国和邓淑苹、黄翠梅观摩后认为,玉器造型上龟的特征明显,能区分出背甲、腹甲,平口有钻孔,为首部,斜口为尾部。他们立刻联想到红山文化斜口筒形玉器,一致认为,两地的玉器形状相似,红山文化斜口筒形玉器原型就是龟壳,是龟壳的简化和神化。
郭大顺赞同他们的观点,他认为,这是一个突破性认识。郭大顺介绍,这3件玉龟横列于腰间,压在石钺和石锛之上。墓主人右侧的玉龟,其出土状态为背甲在上,即保持龟壳的正常放置状态,首部朝南即朝向墓主人头端。腹甲具有明显的龟壳特征,尤其是腹甲的尾部加工切割成直边,这一做法与龟壳尾部的背甲腹甲错位相似。墓主人中间和左侧的两件玉龟,呈扁圆形,与红山文化斜口筒形玉器基本相同。有意思的是,左侧的一件,出土状态与右侧的玉龟相同,即背甲在上,首部朝南。而中间的一件虽然也是首部朝向墓主人,但背甲在下,腹甲在上,即龟壳呈倒置状态。
远古先民有随葬龟壳的制度,距今9000年至7700年的河南贾湖遗址出土实体龟壳。距今6100年至4600年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也出土实体龟壳,还有许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也有龟形象出现。
郭大顺分析说,从红山文化斜口筒形玉器的造型、加工和出土状态这三个方面与实体龟壳、同时期的龟题材陶制、玉制品进行比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其一,它们都为扁圆的形体,斜口筒形玉器边缘磨薄如龟壳的裙边;其二,钻孔位置相同;其三,斜口筒形玉器的大斜口与实体龟壳尾部相对应,也与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龟壳背甲和尾部截平的做法相对应,这表明,斜口筒形玉器的平口为前(头),斜口为后(尾);其四,红山文化早期发掘时,斜口筒形玉器出土位置在墓主人的头部,后期发掘有近半数在墓主人的腰部。这同大汶口文化遗址龟壳出土位置相同,也与凌家滩遗址出土位置相同,且多在右腰部。由于这四个方面都表现出太多的共同性,相互之间又可对应起来,“斜口筒形玉器龟壳说”证据非偶然零散而是成规律,是令人信服的。
2 先民有龟灵崇拜信仰
如果红山文化斜口筒形玉器是玉龟壳,那么它是用来作什么的呢?
此前,有人认为它是臂饰或腕饰,也有人认为它是束发用的玉箍。“现在看,这些观点都不准确,它是龟灵崇拜的占卜工具。”郭大顺说。
龟灵崇拜在中国史前时期比较普遍,以龟壳作占卜工具,从古至今,在许多文化遗址中均有发现,例如贾湖遗址、大汶口文化遗址,而且,贾湖遗址墓葬随葬的每个实体龟壳内装有石子;距今4000年的山东龙山文化陶龟内装有陶球;最有说服力的是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龟,在玉龟壳间夹有与易卦起源有关的玉版。
郭大顺认为,以龟占卜说明古人对龟灵的信仰崇拜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这一习俗延续到商代,成为王室占卜记事必备用品。“透过龟灵崇拜我们看到了更为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即中华古文化强大的凝聚力和传承力。”郭大顺说。
红山文化是龟灵崇拜的重要成员之一。据统计,在红山文化墓葬中时有龟形象出现。1973年,在阜新胡头沟积石冢收集到的一批玉器中就有两件玉龟(鳖),牛河梁第二地点和第五地点大墓中都有玉龟发现。红山文化发现的这批玉龟形象,造型十分写实,从五官、四肢到背甲纹饰等各个细部的加工既准确又高度神化,毫无呆板之感,件件都是水平甚高的工艺品。
“每每观摩欣赏这些玉器,红山先民的智慧、技能和一丝不苟、能抓住动物的最主要特征,这让人无比叹服。”郭大顺说,“特别是牛河梁第五地点中心大墓随葬的两件玉龟(鳖),不仅个体较大,还是一雄一雌,握在墓主人的左右手中,表达的已不是占卜了,而是对神权的掌握,是红山先民对龟灵崇拜的升华。”
郭大顺表示,红山文化斜口筒形玉器龟壳说对红山文化的崇拜内容和思维观念是一个全新的认识。由造型相对单调的斜口筒形玉器联想到玉龟壳,在思路上跳跃大,要取得共识,我们要通过具体的考古资源,具体的分析,让文明的内核更为扎实,才能对中华传统文化有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更好地树立文化自信。
3 史前文化区之间是互相借鉴,互相影响的互动关系
经全面统计,牛河梁遗址斜口筒形玉器在墓主人腰部附近与在头部的实例相当,特别是牛河梁遗址出于腰部的斜口筒形玉器大都在右腰部。同时,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大甸子墓地出土的红山文化斜口筒形玉器,其位置也在腰部。这与后期发现的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龟位置相同。
凌家滩遗址的年代上限距今约5300年,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综合来看,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璧、卷体玉龙等玉器,都与红山文化有相近之处。特别是玉人,两大文化区出土的玉人趋同,都是曲肘贴于胸前,这说明,两个文化区存在密切交流。并且,玉器并不是实用品,而是礼器,这种交流要高于一般的日常用品。而非实用品的交流范围很广,所以两个文化区出土器形相近的玉龟并非偶然,由此而将红山文化的斜口筒形玉器释为玉龟壳,也是很自然的推理。
郭大顺认为,这些现象充分表明,在史前时期,我国的南方和北方地区虽然在总体文化面貌上存在差异,属于不同文化区系,但在用玉、用龟制度上却有着高度的统一性。“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玉器与中国礼制的起源密切相关。郭大顺说,红山文化所在的区域是欧亚大陆和环太平洋交汇地区,从地理、气候到自然资源,与世界上其他史前文明所诞生的地方是不同的。我们可以从更广的视角去看红山文化,去认识中华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玉器专家刘国祥曾经说过: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存在着交流、交往、交融关系,其背后蕴含有深刻的寓意,两个文化之间是互相借鉴、互有影响的互动式关系。红山、凌家滩这两个文化中玉器造型的相似性,反映出史前中国南北两个文化集团的宇宙观、社会观、道德观、价值观的相互认同或祭祀礼仪体系的相近性,从中能够真实反映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形成过程中玉器发挥的核心作用及呈现的文明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