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 斌

最近，电影《封神第一部》的上映，引起了人们的热议，也间接地引起了人们对殷周鼎革那段历史的兴趣。但是，电影《封神》直接取材的是小说《封神榜》，而《封神榜》只不过是借着武王伐纣的外壳讲一个神魔的故事，离真实的历史相去甚远。要了解殷商西周的那段历史，只有回到历史的现场。

河南安阳的殷墟，是商朝最后的都城遗址，也就是殷周鼎革故事的历史现场。在殷墟博物馆，数千件制造精美的青铜器，足以让你感受到巨大的震撼。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曾说过，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其精湛的技术和精美的艺术，是任何国家都无可比拟的。在安阳，有出土许多精美文物的妇好墓，巨大的王陵遗址和车马坑遗址，无数镌刻着上古秘密的甲骨残片，更让你感受到那曾经是一个强盛霸气的王朝，曾经有过一个辉煌宏伟的文明。商朝也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人物，他们在文化创造上的贡献和高尚的品格，为人们所赞誉和景仰。比如商初重臣伊尹和仲虺，都是这样的人物。我们知道的商朝末代国君纣王，是一个受蛊惑的暴君，这种印象更多的是来自《封神榜》。纣王残暴无道，不听劝谏，奢靡腐化。纣王被周武王用武力推翻，武王伐纣，不仅是推翻了一个暴君，更是用一个更高级的文明取代商朝的文明。

在通常的历史叙述中，夏、商、周三代都属于“原生型”文明这一大的历史时段，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三代文化一脉相承，在总体上呈现出许多共同的特征。但是，这并不是说它们之间没有发展变化。其实，这种变化是十分明显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如果说，夏和商之间在社会形态上变化还不大的话，那么，周朝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在社会形态、社会制度、文化创制等诸多方面，周朝与夏商时代都有大的不同，大的变化。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就曾明确地说过：“中国政治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青年历史学者李硕曾提出一个观点，商人崇拜天地鬼神，所有生活问题都会用占卜去问先祖和鬼神。对于他们来说，如果遇到灾祸，那就是先祖和鬼神对他们的作为不满，他们就要杀一些俘虏作为祭祀的牺牲，安抚先祖和鬼神。杀人献祭是非常恐怖的。周朝对于商朝的这种文化风俗采取了坚决否定的态度，所以周公把所有用人祭祀的记录销毁掉，包括那些甲骨文，同时把所有的商朝遗民打散在周朝的各个角落，禁止他们用人祭祀的习俗。周公还重新塑造了各部落的神话，将它们统一融合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独有的创世神话。

周公否定商人的文化，是要建立一种新文化，一种新文明。这种新文明不再是以鬼神为中心，而是以人的德行为中心。在他的宣传下，上天不再是不明善恶的，上天会奖励那些有德行的人。周公总结了夏商的兴亡教训，认为夏商的兴起是由于他们的先王敬德，而其最终灭亡也是由于“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殷政权后来为什么会垮台呢？殷的奴隶们为什么会倒戈、会暴动呢？这就是由于后来殷王没有从事“德”的修养，违反了德治的方针所致。周人之所以兴起，也是因为世代有“德”，他们的祖先能够“积德行义”。只有像文王那样敬德，才能取得民心和天祐，保持统治权的延续绵长。

周公更强调“敬德”和“德治”。“敬德”首先就是节制个人的物质生活欲望，使其控制在适当的范围以内。过分追求物质生活享受是不道德的，而且很危险。汤革夏，是因为夏末的桀“大淫泆”；周代商，也是因为商末的纣王“诞淫厥泆”，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引起上天和民众的不满。“敬德”就要加强自身的品性修养。周公提出了个人德行高尚的典范。他认为，在古代圣王中，以周文王最有德行。文王的德行是后代学习的榜样。是否继承文王之德，是有没有德行的基本标准。周公说：“我伟大而显赫的文王，他有很好的德行修养，他对人们没有苛责；对于鳏寡，尤为客气，没有侮慢的态度。这样，便使得人们都对他相当敬畏，都自愿辛勤地替他工作。就因为如此，我周人便取得了殷人的统治。”

这样，在周人的思想中，特别强调“德”的重要性。《论语·泰伯》说：“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中华文化的“伦理型”范式是在殷周之际通过宗法制度而得以确立的。这就为中华传统文化定下了道德主义的基调，开启了中国人道精神及道德主义的政治传统。在以后发展起来的孔子儒家思想中，“德”就成为核心的观念。

当孔子接触到周公旦所宣扬的内容时，他万分佩服——不仅仅是周公提出了“德”这一个想法，更重要的是周公把商朝的暴虐因子彻底销毁在历史的长流中。如果不是周公，那么可以想象，华夏还处于一个蛮荒血腥的时代，这也是孔子推崇周公的原因。孔子说自己时常梦见周公，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还伤感地说，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梦见周公了。孟子首称周公为“古圣人”，将周公与孔子并论。汉初贾谊评价周公：“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

王国维认为，周朝基本确定了中华文化性格的走向。考古学家李济说：“周人是著名的革命派，他们在保存殷代留下的大量美好和有用的东西的同时，对于殷代社会、宗教和政治活动等各方面都做了许多变更和改进。”

周公制礼作乐，为周王朝制定新的政治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完备了各项社会制度建设，此种制度成为以后数千年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建设的基础和出发点，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奠基作出了重要贡献。实际上，之前的夏商时期，可以看作是中华文明形成和奠基的时期，而到了周朝，则是比较全面的文明创制的时代。我们现在说的中华文明，是在周朝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的。周朝文化确定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使在原始农业文明中孕育的文化基因、文化种子，成长为一个比较完备的文化体系，一棵枝繁叶茂的文化之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