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晓丽

提示

说到辽宁日报的历史，每位辽报人都会自豪地提起：辽宁日报的前身是创刊于1945年的东北日报。

作为东北局的机关报，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东北日报在两条战线上派出记者赴朝采访。一条是军事战线，由于地缘的关系，东北日报得以在全国报刊中，第一个派记者随第一批志愿军跨过鸭绿江随军采访，也是唯一一张派记者赴朝采访的地方报纸，先后派出随军记者顾雷、吴少琦、常工、方青、刘爱芝、王坪六人。另一条是外交战线，1951年，交战双方开始停战谈判，东北日报特派副总编辑张沛前去采访，且张沛同时担任“中外记者团”团长。1953年，停战协定即将签署之际，东北日报又派出白天明和霍庆双前去开城采访。

可以说，东北日报见证了抗美援朝战争从开始到结束的全部经过。记者翻阅了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起至1953年年底的东北日报，在近5000个版面查到近万篇抗美援朝相关报道，其中开辟了朝鲜通讯、开城通讯等多个专栏，9名赴朝记者共发回通讯40余篇。

9名赴朝记者年龄都是二三十岁，正值青春年华，赴朝采访不仅令他们兴奋，更做好了随时为祖国献身的决心。顾雷和吴少琦是最早被派出的记者，他们随志愿军先头部队入朝，发回的第一篇通讯是《在云山战场上》，主要报道了志愿军在云山战役中，英勇包围和歼灭美国侵略军的战斗故事。在当时，这是国内详细报道云山战役经过较早的一篇通讯。其他记者陆续传回了《飞虎山上五昼夜》《穿越火网》《“三八线”突破口》等一大批生动的战地通讯。

除了战地通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东北日报上关于东北地区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相关报道不计其数。大多数“本报讯”消息并未署名，相关评论、副刊文章的署名也大多出现笔名、真名混用的情况，留下的名字包括姜丕之、孔厥、袁静、宇平、孙铭惠、草明等等。

张沛：什么力量都摧毁不了坚强意志

16岁，离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学习；18岁，参加创办了绥德的抗战报；24岁，参加了北平解放报的创刊工作；26岁，被任命为东北日报社副总编辑；29岁，被任命为团长，率中外记者团赴朝鲜前线采访；30岁，担任东北日报社长……这是新闻人张沛30岁前的人生履历，后来他又被调到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工作，以经济日报副总编辑的身份离休。

谈起父亲，女儿凌云脸上的自豪掩饰不住。“父亲从14岁开始参加革命，从延安到东北，再到北京，他的步履不停、笔耕不辍，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新闻界‘老战士’。”慈父张沛并不愿向女儿提及采访中的危险经历，因此凌云直到父亲去世后，在翻看父亲的回忆录《新闻生涯六十年》时，才真正了解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

记者团经历多次轰炸

张沛的一生中曾遭遇过许多生死关头，而最后一次战火考验，就是在赴朝采访期间的遭遇。“有一次，美国飞机又追着我们轰炸，我们的车轮被打得着了火，不得不停下来。情况万分危险，我们急忙跳下去，隐蔽在车身后面。四面望去，到处是负伤和牺牲的战友与炸毁的汽车，头上的飞机还在炸个不停。真是十分幸运，我们这个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中外记者团，竟无一伤亡。”在去往开城的路上，美机的轰炸，记者团经历了许多次，有时候炸弹在路边响起，子弹从身边飞过，死亡随时都会降临，张沛真正体会到了冲过火网的感觉。

一路的艰险令人难忘，但更让张沛记忆深刻、肃然起敬的是，朝鲜人民有着不屈不挠、什么力量也摧毁不了的坚强意志。在一个名叫博川的小镇上，战争几乎毁灭了这里的一切永久性建筑，美军入侵时，这个仅有3000户居民的小城镇上竟有800人惨遭屠杀。活着的青年男人都上前线去了，剩下来的妇女、老人就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离开博川继续向平壤方向前进，记者团总能看见一群妇女在“打扫”马路，后来才知道原来她们是在打扫敌机抛洒下来的铁钉。这是敌人为了破坏运输线而特制的空心四角铁钉，落地后永远是三角着地一角向上，汽车轮胎一旦被扎就会泄气。

从7月21日傍晚跨过鸭绿江，到25日上午抵达开城，记者团所面临的险境并没有结束。在朝鲜谈判期间，美国人“谈时想打，打时想谈”，不停地对我方进行军事骚扰，美军飞机对我方代表团驻地多次轰炸、扫射，记者团的住处也不能幸免，所以不得不多次转移。

不同寻常的“中外记者团”

凌云拿出包裹严实的回忆录和几本杂志，小心翼翼地翻开。这是一本200多页的回忆录，记者发现，其中有关朝鲜停战谈判的内容足有14页，可见这段特殊的经历给张沛的新闻生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接到任务时，父亲是东北日报的副总编辑。”凌云说，东北日报的这段经历对于父亲的成长和影响仅次于延安时期，他总是念念不忘。

1951年7月中旬的一天，张沛突然接到一纸由国家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签发的委任书，命他率领一个“中外记者团”前往朝鲜采访停战谈判。7月19日下午5点，从北京前来的记者团成员一行十几人抵达沈阳站，张沛这个团长也就此上任了。第二天晚10点，记者团由沈阳乘火车，开赴朝鲜。

在团长张沛看来，这个记者团十分特殊：中国记者和外国记者一起组成记者团采访，这在朝鲜战争中是第一次，在新中国新闻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从组团到成行都十分仓促，所有团员都是突然得到通知，然后立即启程，没有准备时间，也是极不寻常的；记者团的成员有不少著名记者，如大公报的朱启平、光明日报的孙承佩、新华社的钱嗣杰等，还有国际知名的阿兰·魏宁顿、贝却敌等外国记者，算得上是新闻界的精兵强将，然而其中却没有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文字记者。

为什么要临时组建“中外记者团”？为什么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文字记者没有参加？直到后来多方了解，张沛才明白：朝鲜谈判刚开始时，美方在未经中朝方面同意的情况下，带来了20名记者，我方拒绝记者采访后，对方小题大做撤回了全部谈判人员。这一“记者事件”是美方对谈判缺乏诚意的表现，却导致了赴朝“中外记者团”的仓促成立。而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文字记者没有参加的原因则在于，为了避免给敌人以扩大战争的借口，抗美援朝并不是以国家的名义参战，出于同样的考虑，“中外记者团”也需要以非官方的名义前往朝鲜。

谈判始于来凤庄

环境是恶劣的，但记者团的真正战场在开城的来凤庄。张沛在通讯《为和平而斗争》中写道：“这里在进行着一场剧烈的斗争——和平力量与战争力量的斗争。”

1951年7月底的开城一片瓦砾，完全没有了都市的面貌。记者团的汽车通过一条数公里长的柏油马路，两旁的建筑已荡然无存，但路旁的一个露天市场上，已有人群在进行交易。停战谈判的会址设在开城西北约两公里的来凤庄。这是一座具有中国园林风格的住宅，园内的小桥流水、亭台楼阁交相辉映，紫藤花正在开放，与记者们一路的所见所闻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反差。张沛认为，选择这样一处“世外桃源”作为谈判会址，更能唤起人民对和平的向往。

今天的人们都知道，这场世界军事战争史上最长的停战谈判，在1951年7月份才刚刚开始，火药味儿正浓。7月25日，谈判双方代表均按照会议的时间准时到会，美方代表乔埃照例乘着一辆新的涂有白五星小吉普车到会。而朝方代表南日将军也是乘一辆美国吉普车前来，与乔埃的车几乎完全一样。这辆车不是买来的，而是在战场上缴获的。此后，乔埃就改乘飞机到会了。

“谈判桌上唇枪舌剑，谈判桌下，双方的记者也在‘明争暗斗’。”张沛记得，“竞争”最激烈的要算摄影记者了，双方“不客气”地抢镜头。双方记者开始时互不理睬，后来稍有松动，也不甚友好。美国记者在言谈中流露出盲目的优越感。一位美国记者问：“你们中国也能制造巧克力吗？”孙承佩英文水平高，他给美国记者讲新中国的成就：土地改革、根治淮河、工业建设等等，讲得美国人瞪大了眼睛：“这可能吗？”

后来，由于美方一意孤行，不断侵扰我方代表团，致使谈判陷入无限期休会，我方代表团决定，记者团留下4位外国记者、两位中国记者（朱启平和钱嗣杰）以及新闻台全体人员，其他成员全部返回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