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
有一种来历复杂的古籍《越绝书》,在唐宋时代的著录中,它的作者有子贡、伍子胥等人,但现代学者考订为东汉的袁康、吴平“辑录”。《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第十三》中有一组关于铸剑的神秘故事,成为后世论述越国铸剑师的重要信息来源。
越王向“能相剑者”薛烛展示自己拥有的“纯钧”剑时,薛烛叙述了此剑诞生时的故事:当造此剑之时,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雨师扫洒,雷公击橐,蛟龙捧炉,天帝装炭,太一下观,天精下之。欧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为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卢,二曰纯钧,三曰胜邪,四曰鱼肠,五曰巨阙。
如果用现代的“科学眼光”来看待上述故事,当然会视为无稽之谈,至多同意这是“神话传说”。但这类故事至少能够说明,在古人心目中,宝剑的铸造,可以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可以有一个神秘惊险的过程。类似这样的记载在古籍中还能找到一些。在这些神秘传说的背后,有没有可能存在着某些我们现代科学技术还无法解释的工艺或技术呢?
神奇的“天下第一剑”
近日和朋友讨论中国古代的工匠及工艺成就,感觉也有一些比较深层的理论问题,这方面最典型、也是最神奇的例子,非越王勾践剑莫属。
多年以前,笔者曾在湖北省博物馆被允许戴着白手套触摸作为该馆镇馆之宝的“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实物。虽是距今约2500年的青铜剑,但其完好无损,而且毫无锈蚀痕迹。更惊人的是,工作人员告诫我,此剑至今仍极锋利,女子的长发轻轻一碰就断。
古代越国曾以铸剑著称,与越王有关的古剑,迄今所知,传世至少有九柄,但人们通常所说的越王勾践剑,都是指湖北省博物馆作为镇馆之宝的这柄,1965年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剑身通高55.7厘米,近格处有“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八字铭文,现为国家一级文物。中国古剑虽多,但此剑号称“天下第一剑”实属实至名归。
笔者把玩越王勾践剑时,浮想联翩,就想起了《庄子·刻意》中“夫有干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的话。所谓“不敢用”,当然是“舍不得用”。以越王勾践剑为例,这样的宝剑,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不会用于战场厮杀。记得当年笔者把玩越王勾践剑时,就注意到两侧剑刃完好无损,没有任何缺口;而作为对比,笔者当时获准把玩的另一件著名馆藏东周青铜兵器,刃口上就有明显的、分布不规则的小缺口,应该是实战中兵器相互交击时造成的损伤。
对科学哲学的拷问
越王勾践剑身上的神奇之处,限于篇幅,这里只能择要介绍。这柄宝剑的神奇之处,拷问着流行的科学史理论,甚至还有科学哲学理论。
在中国,曾经有过上海和湖北江陵两个专业的冶金史科研团队,试图复制越王勾践剑。复制中当然遇到许多困难,其中如何形成剑身上奇特的菱形纹饰,是复制中最大的困难。最初他们还试图遵守“规则”——不使用先秦时代不存在的现代技术,后来在屡次复制失败之后决定放开手脚,各种现代高科技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只求能复制出宝剑就行,没想到最终还是失败了。
由谭德睿教授领导的上海博物馆团队2000年在《考古》杂志上发表了他们的长篇实验报告,详细描述了他们对越王勾践剑的研究成果,包括对可能形成剑身菱形纹饰的六种工艺的实验推测。
用现代冶金铸造技术的眼光来看,一共有六种工艺有资格成为越王勾践剑表面纹饰工艺的候选者:铸造成型法、表面激冷法、表层合金化、擦渗工艺、热浸渗工艺、金属膏剂涂层工艺。谭德睿团队对这六种工艺都进行了实验,最终确定只有“金属膏剂涂层工艺”能够产生和东周青铜剑表面纹饰相同的效果。但此时整个剑身纹饰的颜色,还不是我们现今在越王勾践剑上所看到的。此后进行的腐蚀实验表明:越王勾践剑菱形纹饰原来应该是黄白相间之色,但因埋藏于含有腐殖酸水溶液的土壤中,在腐殖酸作用下,剑身表面才变成我们今天在越王勾践剑上看到的色泽。
不过,这个推测的工艺方案中,仍有一些环节是不确定的。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人能够复制出一柄和2500年前一模一样的越王勾践剑来。
这个结果说明了什么呢?它至少说明,2500年前的越国铸剑师,掌握着某种我们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掌握的技术。如果我们承认这是事实,那就会带来一系列的理论问题:
首先,这在我们习惯的科学技术单向发展图景中出现了反例:今天大都市的著名冶金史专家,领导着专业团队,掌握着各种现代实验设备,居然敌不过2500年前的越国铸剑师?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有必要对“古代初级……现代高级”的科学技术单向发展图景有所修正。至于修正成怎样的图景,那可以见仁见智。
其次,这对我们习惯的“科学是技术的基础”的信念构成了挑战:如果我们同意越王勾践剑体现了高超的冶铸技术,那么这个冶铸技术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在2500年前,越国的铸剑师能知道有关金相学、材料科学、金属冶炼……的科学理论吗?那时候世界上存在这些科学理论吗?
要解决这个问题,比较简单的办法,是采纳笔者近年的主张——将技术与科学视为两个独立的平行系统。因为在很长的时间和广阔的地域,技术都曾经没有科学作为基础而自行发展。越王勾践剑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古代铸剑大师的传说
现在还剩下一个问题,读者也许很自然会想知道,这柄神奇的越王勾践剑究竟是谁铸造的呢?这个人在上文一直被笔者称为“越国铸剑师”,不幸的是,迄今已发现的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中,都没有留下他的姓名。
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宝剑再神奇,铸剑也就是个工艺活儿。但在古代,铸剑却被人们视为一件非常神秘的事情,而越国的宝剑更是充满传奇。
如果一定要拉开“学术研究”的架势,论述起来就难免有更多的顾虑了,因为这些材料都很难视为信史,只是“传说中的”。比如在谈到铸剑大师干将、莫邪、欧冶子时,学者们难免会引用《越绝书》中的材料,这些材料当然很难视为信史,但至少能说明,在吴越之地,古时确有这样的传说。
至于“越王勾践自作用剑”为什么会出现在一座楚国墓葬中?对此有“嫁妆说”和“战利品说”两种解释,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言之成理。“嫁妆说”认为:勾践曾将女儿嫁给楚昭王为姬,此剑可能是她的嫁妆。“战利品说”则认为:公元前306年楚军曾大败越军,越王无疆战死,越王勾践剑可能因此成为楚军的战利品,故出现在楚墓中。
虽然上述两种说法都属猜测,目前尚无确证,但无论如何,那柄传奇的越王勾践剑实物,就在湖北省博物馆中放着。因实物的存在,几乎杜绝了所有的争议。在这样的局面中,实物确实具有比史料记载更大的权重。我们面对越王勾践剑这件实物,只能继续设法解释它的神奇之处,并继续设法理解关于古代铸剑大师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