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海丁
看点
重回传统“文以载道”的儒家文学视点,感知中国“雅言”文学的历史变状:在诗、骈赋、古文、词、曲、明清传奇的第序发展里,寻找古典传统的内在脉动,感怀中华文化脉息的起伏,展现中国文学的蓬勃生气。《国文课——中国文脉十五讲》可以说是一部新见迭出的中国古典文学史。
徐晋如的《国文课——中国文脉十五讲》(以下简称《国文课》)是一本启人深思的好书。它清晰对比出今古文学的异大于同,继而会生出关于文学过去、现在、未来的路向问题意识。对于作者,则更多的是嗟忧。在书中“激烈”捍卫传统文学之道的观点下,一颗嗟忧传承的心宛然可见。
作者在引言里自述道:“三十年来,我遗世坐忘,澄心静虑,体察着中国经典文学的躯体,直如它就是我自己的身体。我感受着气机在体内经络中的自然流行,惊叹于中国文学的自成宇宙,更为中国文学的蓬勃生气而感动莫名……我忍不住想把我的体悟写出来,好让有志上接中国文脉的读者,懂得存古人之心,行古人之道,阅古人之境。”这段话坚决地交代了写作的目的和态度——并非出于美学欣赏,也非历史故事考察——而是要扣住“文脉”二字,点明作者心中中国传统文学的真义与本然。
这个真义与本然,客观看,就是辞章之学所蕴含的中国文化之道的“风雅”内核;主观说,是文士以证此道的“修辞立诚”的心迹体现。《国文课》中,风雅不是审美趣味的泛指,而是取义《诗经》四始,包含了士人明志用世乃至施行文教的总谓。按徐晋如的说法,风的意思是教化流行,如风鼓动万物;雅的意思是“正”,“正”同时指可为后世法的清明文教与温柔敦厚、中正平和性情的养成。徐晋如引《诗大序》云:“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具体讲,“风是各诸侯国之事,雅是天下之事”,风雅并举,含有当时各社会、各人共存和谐之理想,而文学,便是这一理想教化链上重要的一环。这样,文学的风雅之道,就不仅止于文辞的审美,而是将政治理想、道德规范与伦理诉求都糅合在一起。徐晋如认为,正因为这种优美文辞与和谐理念的相加——文质相宜的糅合,才使得自《诗经》以降的中国“雅言”文学生命力如此悠远绵长。在此,他的“卫道”,更体现在严格的文学观:“诗书礼乐易春秋之教,谓之‘文学’”“文学以动人为尚,但再动人的文学,也要以引导人心通向美善之境为理想”。于是所谓修辞立诚、润身饰德的主观文学表现,也便有本可依了。
既然中心已定,徐晋如的写作便多“可否率正色,臧否多直言”,其见解之严厉、之独辟、之透彻,读之每令人出汗。严厉,如他对小说文体全然不论,尤其白话文运动后受西方文学观影响的小说,被指为非中国文学一脉。独辟,如他指出类似于西方小说的说故事的雅文学,最早并不是作为“稗官野史”的传统“小说”,而是唐白居易、元稹的长庆体诗歌。因为前者属史传的支派,像唐传奇是为奇异之人作传之意,固然也侧重故事,却在文辞上无创造,不能“出风入雅”,故不许为文学之本体。后者称为“千字律诗”,像白居易《长恨歌》,几乎就是“押韵了的唐传奇”,在说故事时既能“借人事而究极人情之微,而系念兴亡之恸”,又能做到“音节谐婉,文辞绮丽”,则属于风雅之传。非但,这一脉的文学,是从长庆体诗歌到元杂剧再到明清传奇,按“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作而戏曲继”的脉息起伏而发展的——特别是元杂剧与明清传奇,成就了中国雅文学“最后的辉煌”。透彻,如他指出元散曲的文学价值低的原因有二:一是用白话不便记忆,非附丽于音乐不可,如亡失了传唱,也就失去了存在价值;二是语汇失去了入声,难以从诗词中汲取语典,这样反雅而从俗,语言纵然可以一时生鲜泼辣,总归要流于贫乏浅俗。再如徐晋如对骈赋文体的判断。他以“骈偶是中国文字的必然”为一节,专述骈俪即是汉字本身的自然特性,指出传统文学中“名言隽语,多宜骈偶”的根源即在于此。一方面,骈赋文体作为纯粹的中国“文字艺术”的极致,不仅在文辞上有深刻婉曲、精致典雅的美学价值;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与常见恰好相反,骈文虽然辞藻华赡,但在作论说时并不会妨害义理发挥。徐晋如举颜延之《陶居士诔》序文为例,说明骈文“正可利用辞藻供引申譬喻之用,利用格律助精微密栗之观”,而“实在是一种殊便说理的精密文字”。
类似精彩见解很多,不能一一引述。然而,在书中寻脉的最后,作者确实发出了关于风雅之不传、国文课胡不归的嗟叹。本书附录徐晋如的一篇论文,名为《中文系何为》,批评了文学教育的空洞科学化,建议大学中文系恢复对经、辞章等的学习。对于徐晋如而言,传统文学的脉络延伸所向,并不是徒为人增智的学科知识,而是具体的身心涵泳之学,且要依止于传统士人文化的雅正用心。
徐晋如提倡王国维的“古雅”文艺观念,所谓文艺古雅观,即是指文艺不以天才伟力的戛戛独造为旨归,而要用传统和传承作约束,如是修养得宜,则创作者不必以天才之资,也能同调同德于古代杰作,甚至能与天才的创制“分庭抗礼”。于是,徐晋如的文脉梳理似乎画出了两条文学之路:一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大全追求的道路,这条路是为人的、外在的;一是博学于文的修德润身的道路,这条路是为己的、内在的。两条路分而不合。
无止境地追求天才独造和刻舟求剑般地守旧博古,都同样可疑:前者常为狂妄和空疏打掩护,而后者易为呆讷与懒惰存借口。所以,不如用时代主体性的不同,来解释这两条文艺表现路线的相异:前者属于从旧时代中解放了的、孤立的现代性平等主体,其之所求,必然是文艺个别独特的价值;后者属于传统士人心怀天下的主体精神,精神秩序和经典价值的恒久稳定,才是文艺反馈给社会的正道坚守。就后者来说,《国文课》的嗟忧之心自是可接受并需要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