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卉

1932年2月1日，顾颉刚在写给妻子的信中叮嘱：“我的书籍不必管它，至多只要把我的笔记带走好了。在此大时代中，我们的牺牲算得了什么！”在宏大历史背景中，顾颉刚殷履安夫妇的“两地书”真实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生活细节，显现了家国大义下的儿女柔情。

顾颉刚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1919年顾颉刚与殷履安结婚，两人相知相爱，顾颉刚曾在家书中说：“我将来的学问事业如能成功，由于我的努力者一半，而由于你的辅助者亦一半。”1932年1月23日，顾颉刚离开北平赴杭州看望父亲，“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滞留杭州数月。1937年七七事变后，顾颉刚因宣传抗日被日本人追捕，辗转绥远、苏州、甘肃、青海、云南、四川、重庆等地。动荡岁月中，顾颉刚与家人聚少离多，夫人殷履安操劳一家生活，辛苦支撑，不幸于1943年病逝。

《顾颉刚殷履安抗战家书》是顾颉刚与殷履安在抗战期间的往来书信，真实再现了在国难当头之际，学界同仁如何支援抗战，在战火中如何流离转徙谋生的情景。个体生命在战争岁月之中的人生际遇、家庭变故、心理感受都在书中如实反映出来，弥补了历史罅隙中生动的细节。每通家书背后都有一段往事，每程邮路尽头都是一双望眼，个中滋味，在两人往来书信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1937年8月31日，殷履安在信中表达着急切的忧思：“接到你在苏发来一电后，至今没有接到一封信，真使我们牵记。你在苏呢？在申呢？在宁呢？”1938年殷履安在信中屡次表达着不安：1月8日信中写道：“我们当初不走，实在是错了主意，真想不到时局会这样的糟。在危难之时，最好一家人团聚在一处，患难与共，免得彼此悬念，但为时已晚，后悔也无用了。”1月17日殷履安又心急如焚地写道：“照此看来，路并不是不通，是信不能到北平了，为什么不能到北平，谅有原因吧。唉，我们分离已够痛苦，连信都不能通，不要急死呢！”家书的整理者顾潮是顾颉刚的女儿，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书中多数内容是首次公开，视角多维，别有况味。

1937年7月7日，正在山西五台县的梁思成向北平发去一封电报，汇报了一个特大发现：在五台山第一次发现了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东大殿，打破了当时“中国已不存在唐代木构建筑”的国外学界断言。他不会想到，当晚爆发了卢沟桥事变，这座代表唐代中华文化的建筑，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被重新发现。

七七事变爆发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正在山西考察古建筑，他们在7月15日傍晚，才从报纸上得知“日军猛烈进攻我平郊据点”，随即返回北平。两个月后，宁死不做亡国奴的梁思成、林徽因，带着儿女向大后方撤退，开始一段半流亡的生活。在一封给沈从文的信中，林徽因这样写道：“由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遍，带着行李、小孩，奉着老母，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16次，进出旅店12次。”从北京到长沙，从长沙到昆明，再到四川李庄，林徽因的肺病恶化为肺结核，梁思成背脊骨完全硬化，儿子的腿上长了疥疮，一家人贫病交加。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等到书稿写完，已经到了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

古建是书写在大地上的珍贵文献，梁思成和林徽因在1933年至1937年之间曾四次赴山西对古建筑进行调研普查，这段“梁林”之旅是中国古代建筑学史上的重要事件。《重走梁林路：我们的古建考察笔记》是对梁思成、林徽因那段学术往事的致敬与重现，采取的方式是重走。这样一本书，其实是一种文化丈量——梁思成、林徽因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中国古代建筑，两位作者则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梁林”的脚步。

梁思成、林徽因所著的《晋汾古建预查记略》中写道：“我们夜宿廊下，仰首静观檐底黑影，看凉月出没云底，星斗时现时隐，人工自然，悠然溶合入梦，滋味深长。”斯人已去，古建犹存。古建筑的一砖一瓦、一石一木，在历史长河的流荡中，经过漫长的时间洗礼，无不凝结着灿若繁星的恢宏之美。

《重走梁林路：我们的古建考察笔记》作者在“后记”中写道：在诸多困难下，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用9年多的时间，足迹遍布全国190个县，测绘2380余处古迹。不但成功地开启了中国的古代建筑史研究，而且还奠定了后来与世界文物保护理念接轨的基础。他们在文物保护事业上，有前无古人的理念和建树；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梁林”更是具有超越时代的认识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