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

访古寻踪

日前，我省考古工作者在锦州凌海市金城街道梁山村附近发掘了8座东汉时期的墓葬。这批墓葬位于东汉时期的“辽东属国”境内。“辽东属国”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东汉政权对北方游牧民族乌桓进行有效管理的一种行政建制。此次发掘的8座汉墓都是典型的汉文化风格墓葬，表明在当时的“辽东属国”，北方游牧文化已经融入中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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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墓葬的主人是“辽东属国”居民

在锦州凌海市金城街道梁山村附近发现的8座东汉时期墓葬，历时一个多月的发掘，目前已近尾声。

在距离渤海岸边不足50公里、紧邻大凌河的村子里发现东汉时期墓葬群，这件事引起了社会关注。主持本次考古发掘的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苏军强表示，虽然围绕这些墓葬还有一些待解之谜，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墓葬主人属于东汉时期“辽东属国”的居民。

记者了解到，梁山村位于凌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东花汉墓群的范围内。因此，考古工作者表示，在这片区域内发现众多的汉代墓葬并不意外。

引起社会关注的是，这8座汉墓均为典型的汉文化风格墓葬。这有助于考古和历史工作者对锦州地区的历史文化面貌做进一步判断。

史料记载，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群雄逐鹿，远在东北地区的大凌河一带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属于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

距今2000多年前，燕国大将秦开率军出击，打败了身为游牧民族的东胡人，将燕国东北部的疆域界线向北推进，自此，辽河流域部分地区纳入中原版图。

公元前3世纪后期，秦国开启了灭六国、统一天下的历史大幕。秦国建立后，推行郡县制，一共设置了三十六郡。其中，与今天的辽宁地域相关的有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和辽东郡，合称为“五郡”。

虽然自秦朝开始，辽河流域部分地区正式纳入中原管理体系，但直到汉朝时期，中原文化与游牧民族文化仍在这一地区交织存在，中原势力与游牧民族势力在这里经过数次的此消彼长，两种文化不断地交流融合。

史料记载，秦汉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乌桓、鲜卑逐渐强大起来。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乌桓从东北方向南迁到了“五郡”周边。为了加强对乌桓人的管理，西汉政权设置了“护乌桓校尉”。但是，在此后的百年时间里，乌桓并未完全臣服于汉朝政权，曾多次反叛。

东汉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以后，一部分乌桓人入居塞内，承担起了汉朝戍边的重任。为了管理好这部分人群，汉安帝从辽西郡、辽东郡各抽出3个县，组成“辽东属国”，用来安置前来依附的乌桓人。

学界一致认为，虽然带有“国”字，但“辽东属国”并不是独立国家，而是一个行政区划。组成“辽东属国”的6个县分别是原属于辽西郡的昌黎县、宾徒县、徒河县和原属于辽东郡的险渎县、房县、无虑县。其中，昌黎县是“辽东属国”的政治中心。

根据葫芦岛、锦州等地的地方志记载，昌黎县治所在今锦州义县，宾徒县治所在今锦州城北，徒河县治所在今葫芦岛连山区，险渎县治所在今鞍山台安，房县治所在今盘锦盘山，无虑县治所在今锦州北镇。虽然目前学界对部分县的具体位置存在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辽东属国”的大体范围就在今天的葫芦岛、锦州、盘锦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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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辽东属国”出现过两次

专注东北地方史与北方民族史研究的学者张国庆曾对“辽东属国”做过专题研究。他表示，“辽东属国”作为地方建制机构，辖域内的乌桓人有一定的自主、自治能力。他们在汉政府的直接管理、统辖之下，保留自己的民族习俗不变，可以维持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辽东属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叫“都尉”，官级等同于郡守。史料记载，庞奋、段颎、公沙穆等都曾担任“辽东属国”都尉一职。

张国庆说，尽管这种管理仍保留一定程度的“羁縻”性质，但终归是接近了郡县制的直接管理方式，汉朝政权对乌桓人的辖制大大加强了，其“反叛”的机会也相应减少，为保证汉朝北方边郡的安全创造了有利条件。

考古工作者对梁山村8座汉墓的墓葬形制和出土的随葬品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这些墓葬进一步验证了史料中关于“辽东属国”的记载，而且属于典型的汉文化风格，说明当时北方游牧文化融入中原汉文化。苏军强说，墓中主人是汉人还是已经完全汉化的乌桓人，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不过，“辽东属国”内生活着一定数量的汉人，这在学界已经取得了共识。辽宁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馆员马卉表示，由于“辽东属国”是从辽西郡和辽东郡各抽出3个县组成，因此，它的辖域内必然存在着一定比例的汉人，也正因为如此，“辽东属国”的民族成分和统辖的特点，与一般在民族聚居区内设立的行政建制有区别。随着东汉中后期乌桓、鲜卑

等游牧民族大量涌入“辽东属国”周边郡县，这个民族分布特色也就不再突出了。

史料记载，对于这样一种管理、统辖边疆游牧民族的建制形式，“辽东属国”在历史上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东汉安帝永初三年之后建立的，它所统辖的主要是乌桓人，其准确的消亡时间在史料上没有记载，只能推测为东汉末年。

“辽东属国”的第二次出现是在曹魏时期，“正始五年九月，鲜卑内附，置辽东属国，立昌黎县以居之”，正始五年为公元244年，距离第一次设立“辽东属国”已经过去了130余年。这时的“辽东属国”管理的主要是鲜卑人。到了西晋时，“辽东属国乃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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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属国”名字闹过乌龙

虽然“辽东属国”是在东汉安帝永初三年以后正式建立的，但实际上，“辽东属国”这4个字在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就出现了，比建立时间早了60年。

在张国庆看来，在“辽东属国”正式创建的60年前就有了“辽东属国”的名字，这很可能是历史上造成的一个乌龙事件。

公元49年出现的“辽东属国”字样，在《三国志·魏志·乌丸传》中：“建武二十五年，乌丸大人郝旦等九千余人率众诣阙，封其渠帅为侯王者八十余人，使居塞内，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

张国庆查阅《后汉书》等史料，都没有见过光武帝设置“辽东属国”的记载，只记载了复置“护乌桓校尉”的事。他分析，这可能是裴氏在注释《三国志》时引用《魏书》记载，在“辽东”二字的后面加上了“属国”字样，导致了“辽东属国”的出现。实际上，《三国志·魏志·乌丸传》中的“辽东”所指的应该是“辽东郡”，而不是“辽东属国”。

除了“辽东属国”这4个字被后来的史学家误写，提前“出生”了60年外，围绕“辽东属国”还有一个让现代人不解的地方，那就是“辽东属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昌黎，也就是在辽西地区，为什么命名为“辽东属国”呢？

张国庆分析认为，这里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两汉时期，“辽东”概念的外延要远大于“辽西”，当时人们眼中的“辽东”，并不单单指的是辽河以东地区，而是泛指整个现在的辽宁乃至东北地区。既然“辽东”之名外延广阔，同时“辽东属国”中还有原来辽东郡里的3个县，那么，以“辽东”作为属国的名字也是顺理成章。

另外一个原因，“辽东属国”的名字很可能是从原来的“辽东西部都尉”改称而来，将“辽东西部都尉”去掉“西部”而换上“属国”二字也是有可能的。张国庆表示，这个原因暂为推测，需要有新的考古和新史料的出现才能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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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属国、附庸国与附属国的区别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央政权下还存在着藩属国、附庸国和附属国等模式。

藩属国的特点是国家存在部分主权，自己管理内政，但在外交、文化、经济等方面要受制于宗主国。

附庸国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指在周朝疆域内封地未满五十里、附属于诸侯国的小国或小领主。因为春秋时期周朝分封的诸侯国多达数百个，周天子就采用大国管小国、自己管大国的方式来治理国家。

附属国的特点是依附于宗主国，有一定的自主管理权限，但国家的经济、文化、军队全被宗主国控制，严格意义上不属于国家，更像是一个行政区划，如东汉时期的“辽东属国”即是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