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 越

提示TISHI

真实的“包青天”到底啥样？

“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首次展出明刻《孝肃包公奏议集》，文章针砭时弊、言辞犀利，提出很多建议和改革主张，将一个刚正不阿、清廉决断、铁面无私的黑脸包公展现在观众面前。发现包拯才能的是欧阳修，包拯被提升知江宁府，很快又调权知开封府，由此得以大展才能。因不畏权贵、廉政爱民，包公的故事在后世广为传颂并不断演绎，让“包青天”的形象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171篇奏议全面反映北宋的社会现实

“奏议是臣子向皇帝上书言事、条议是非的文字统称。”辽宁省博物馆典藏部馆员张书慧向记者介绍，宋朝执政者认为，奏议有“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等治理天下的经验，因此整理这些“治乱之宝鉴”，成为宋朝一项重要的档案文献编纂活动。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宋人编纂的诏制、律令、名人奏议，种类繁复，卷帙浩繁。《孝肃包公奏议集》（以下简称《奏议集》）就是宋代名人奏议汇编之一。

这部《奏议集》是包拯去世3年后，由其门生张田编撰的。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张田时任庐州（今安徽合肥）知州，他在《奏议集》题词中说：“公薨后三年，田守庐州，尽得公谏草于其嗣子太祝君，因取其大者，列三十门，凡一百七十一篇，为十卷，恭题曰《孝肃包公奏议集》，遂纳诸家庙，庶与其后嗣亡穷也。”这里的“太祝君”指的是包拯之子包绶，时任太常寺太祝。张田从他的手中收集到包拯全部谏书的草稿，选取其中重要奏议171篇，整理为30类、10卷，作为包拯的正式著述，藏于家庙之中。

张书慧介绍，这些奏议包括应诏、致君、选举、择官、正刑、按劾、宽恤、议兵、议边、粮道等，集中反映了包拯几十年的官场生涯，以及他澄清吏治、任用贤良，严修武备、巩固边防，关心民众疾苦、减轻民赋等一系列政治主张。

查阅《奏议集》可以看出，它真实反映了宋仁宗时期（1010年—1063年）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社会现实，是一部珍贵的史料档案。如包拯在《论冗官财用等奏》篇指出：北宋初年，宋真宗景德、祥符年间（1004年—1016年），全国文武官总数为9785员，到了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年—1053年），“今内外官属总一万七千三百余员，其未授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选人不在数内，较之先朝，才四十余年， 已逾一倍多矣……是食禄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则国计民力安得不窘乏哉！”包拯用数字说话，指出官僚机构臃肿，导致国库空虚、农民负担日重的弊病，并提出：“欲救其弊，当治其源，在乎减冗杂而节用度。”

在《请选河北知州》篇中，包拯上奏称：“臣送伴北使往回，窃见河北当路州军，各系近边控扼之地……盖欲谨边防，训士卒，以为急务。今则不然，但能增饰厨传，迎送使人及曲奉过客，便为称职，则美誉日闻；若稍异于此，则谤议纷然，往往因此降黜者有之。”指出，边防人员把控交通要道，把迎来送往当作重点。他为北宋边防废弛、人浮于事深感忧虑。

疾恶如仇，七次上疏弹劾酷吏

包拯（999年—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28岁登进士第，历任权（即代理）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枢密副使（副宰相）等职。因曾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故世称“包待制”“包龙图”。去世后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

包拯生性刚正敢言，为官颇有政绩，尤以廉直、勤俭见称。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中称：“拯性峭直，然奏议平允，常恶俗吏苛刻，务为敦厚。虽疾恶甚，至人情所不及，即推以忠恕。不为苟合，未尝伪色辞以悦人。不作私书，至于干请，无故人亲党，一皆绝之。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饮食，虽贵，如初官时。”

正因包拯“辨忠邪、诋权幸”，刚正不阿，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故当朝就有“包公”美名远扬。《宋枢密副使赠礼部尚书孝肃包公墓铭》记载：“宋有劲正之臣，曰‘包公’……其声烈表爆天下人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

据杨国宜教授在《包拯集编年校补》中的统计，包拯现存奏议187篇，十余万字，其中55篇指责了当朝人物。因贪赃枉法、盘剥害民、厚颜乞官、才不堪任等恶行，被包拯点名批评的多达64人。这其中有贩卖私盐牟取暴利的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有役使兵士为自己织造千余匹绢缎的汾州（今山西汾阳）知州任弁，有贪图荣禄无耻求官的“国丈”——仁宗宠爱的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还有一人竟然被包拯连续七次上章弹劾，此人即为酷吏王逵。

王逵曾任湖南、江西等路转运使，每到一地，随意加派苛捐杂税，横征暴敛盘剥百姓。包拯在奏议中弹劾他：“伏见王逵凶暴无识，残忍有余，列位簪绅，心同蛇蝎。在湖南，酷法诛求财利，苛图进擢，民被杀者，罔知其数。”激起民变后，王逵又抓捕百姓滥用酷刑，含冤屈死和流离失所的人不计其数。被人告发，王逵被贬知池州。他离任时，当地“父老数千人共设大会，以感圣恩与人除害；在城数万家，三夕香灯彻曙，又被苦人家，并刻木作王逵之形，日夕笞挞，其人心憎恶如是”。

但王逵在官场上下打点，不久又恢复原职。“及任江西转运使，依前残酷，枉法徒配民吏，恣以威福。”因此包拯上疏坦陈：“王逵害民蠹化，众议不容，伏望圣慈特与降黜，则天下幸甚。”但是朝廷居然将王逵案批给江西提刑司处理，为此包拯再上奏章质疑处理失当：“提刑与转运使俱是按察之官,事相关连宁无私徇？纵使情状的着，恐未必能遵朝旨。”

这次上疏后，朝廷将江西提刑司提刑官李道宁调任泸州知州，新任官员还未到任，即命王逵兼管提刑司，这明显是有意包庇王逵。王逵更加有恃无恐，开始打击报复，他捏造罪名，将前任洪州（今江西南昌）知州卞咸逮捕，制造冤狱，被牵连抓捕的平民有数百人。

包拯调查后异常气愤，又上书弹劾王逵，要求朝廷追究其违法行为。最后一次更直接指责宋仁宗：“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由于包公连章弹劾，引起朝野上下公愤，朝廷最终罢免了王逵。

“包公疾恶如仇，敢于同权贵作斗争，深受人们喜爱，被后世人以各种艺术形式宣传，包公被加工成了长着大黑脸四处办案的包青天。但史料中并没有记载他随身带着三口铡刀，也没有记载他长得黑，那些都是艺术的夸张。”张书慧说。

欧阳修举荐，两人性格相左

宋仁宗嘉祐年间，富弼为宰相，欧阳修任翰林学士，包拯任御史中丞，胡瑗在太学为侍讲，这四人“集天下之望”，被称为“嘉祐四真”。包拯与欧阳修在宋仁宗朝共事25年，都是忠君爱国、守孝重义、刚直敢言之人，但两人性格情趣各异。欧阳修是文学家，喜欢诗酒交游，性格爽朗外向；包拯勤于吏事，生活俭约宁静，本性内向，不喜与人交往。25年间，有两件事将两人联系在一起。

嘉祐元年（1056年）5月，黄淮一带大雨成灾，百姓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上《再论水灾状》奏章，认为“水灾至大，天谴至深”，这是无能官员太多，应大力进用贤才。欧阳修开列了一份4人推荐名单，里面第一位就是因举官不当被贬在池州的包拯。欧阳修称赞包拯：“伏见龙图阁直学士、知池州包拯，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自列侍从，良多补益。”“拯以小故，弃之遐远，此议者之所惜也。”同一奏章里还推荐了张瑰、吕公著、王安石等人。

受欧阳修荐引，包拯被提升知江宁府，很快又调权知开封府。在开封府任职一年多，他明察秋毫、铁面无私，把权贵众多、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

嘉祐四年，时任御史中丞的包拯，先后弹劾了两位财政大臣——三司使张方平和宋祁。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包拯先是弹劾三司使张方平利用职权“乘势贱买所监富民邸舍”，张落职，宋祁接任。不久包拯又弹劾宋祁“在蜀宴饮过度”。朝廷罢免二人之后，遂命包拯接任三司使。

此举引发欧阳修上章《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伏见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为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谓朝廷贪拯之材，而不为拯惜名节。然犹冀拯能执节守义，坚让以避嫌疑，而为朝廷惜事体。数日之间，遽闻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直接指出朝廷任命包拯接手三司使不恰当，不利于包拯避嫌，建议对包拯“别加进用”，指出“其不可为者，惟三司使尔”。

因欧阳修这篇奏章，包拯待在家中躲避代理三司使的任命，但宋仁宗不许。过了许久，包拯才出府任职。也许是包拯的门生和家人为回避民间议论，在汇编《孝肃包公奏议集》时，偏偏就没有收入他弹劾三司使的两篇奏议。

不过，时年60岁的包拯上任三司使后，关怀民生、锐意改革，又展现出经济领域的才干。《宋史·包拯传》记载：“其在三司，凡诸管库供上物，旧皆科率外郡，积以困民。拯特为置场和市，民得无扰。”包拯将原来官府向民间定额征购的物资，改为开设市场，按市场价格直接购买民间货物。此外还施行薄赋敛、宽力役、救饥馑、免折变、改盐法、改茶法等一系列举措，两年后因经济工作成效显著，包拯被提拔为枢密副使。

（本版图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

手记

不持一砚归

本报记者 商 越

在包公的《奏议集》中，收录了一首包拯的言志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这是他在端州做官时书写在墙壁上的座右铭，从中不难看出他刚正廉洁、济世匡危的志向和为官准则。千百年来，“包青天”的形象深入人心，其廉政爱民的行为更超越了时空，熠熠生辉，历久弥新。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调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端州出产端砚，为“中国四大名砚”之首，质地坚实细腻、温润如玉。《宋史·包拯传》记载：前任官员大都是趁着朝廷纳贡的机会，敛取贡品数十倍的砚台，以赠送当朝达官显贵，谋求升迁。而包拯一改前规，命令砚工制造的砚台仅仅满足进贡之数，“岁满，不持一砚归。”三年任满后，他没拿一方砚台回家。

包拯不仅清廉自律，还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孙，并立下《家训》一则：“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

1973年，安徽省博物馆对包拯及其家族墓迁移发掘时，竟然没有出土一件贵重的金器玉器，仅发现一方普通砚台，足以证明包拯的清廉刚正、生活简朴和他对家族子孙的教导有方，其清廉节俭的家风尤让后人敬佩。

包拯出身寒门，尤其关心民众疾苦，他经常到民间暗访，主张“薄赋敛、宽力役、救饥馑”，他那些为民请命的奏折，便立足于民为国本的思想，因此对贪官污吏更是疾恶如仇。包拯曾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包拯铁面无私，上至皇亲国戚，下至亲朋故友，都一视同仁不徇私情。

宋人笔记《曲洧旧闻》里说到这样一个故事：宋仁宗应张贵妃的请求，任命她的伯父张尧佐为宣徽史等四职，包拯为此六次弹劾张尧佐，上殿直谏，“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喷了仁宗皇帝一脸唾沫星子，直到皇帝将错误任命“罢之”为止。对自己的亲属犯错，包拯也决不手软，《包公墓铭》载，“有从舅（母亲的叔伯兄弟）犯法，公挞之。”正因有包拯这位“立朝刚毅”的铁面人物，使得“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包拯是北宋时期实干型官员，留下的主要文字是写给皇帝的奏议。纵观这些奏议，反映的问题翔实有据，提出的建议明确可行，其拳拳爱民之心，跃然纸上。如今，重温这些文字，包拯及其政绩和品行仍然光耀后世，令后人广为传诵并敬仰。